有哪些医院治白癜风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video_bjzkbdfyy/铜瓠壶是流行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容器，主要发现于我国黄河以北地区，其主要特征为壶身造型近瓠瓜状。在铜瓠壶的诸多造型中，有一类壶盖塑造为立体卧鸟造形，被称为鸟盖瓠壶。目前国内外共发现铜瓠壶四十余件，不少为流失在外的收藏品。
此八件中，金胜村M瓠壶和行唐故郡M2瓠壶有明确出土信息，前者年代推断为春秋战国之交，墓主人可能是晋氏某赵卿；后者年代推断为战国早期，墓主人为鲜虞或中山国贵族；其余六件皆缺乏明确出土信息。
海外流传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由于没有正式发掘记录，虽然包含极高的学术价值，但如何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有效地加以利用却难以把握，这就需要对器物传达的图像信息与内涵进行谨慎取舍。
“鸟盖瓠壶非礼器”说考证
关于鸟盖瓠壶的功能研究，最早见于张颔先生《匏形壶与匏瓜星》一文，他认为鸟盖瓠壶应当是模仿瓠瓜星与天鸡星形状而制作的礼器，用以在祭祀时盛放“玄酒”。该观点提出后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
此外，陈佩芬先生提出鸟盖瓠壶便于横向提携，推测可能为北方民族马上用具[7]。盛伟先生从其说，认为“其祖型或许是模仿草原民族用于马上携带酒或水的一类器物”，但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在《匏形壶与匏瓜星》一文中，张颔先生提出瓠瓜形象来源于星宿中的“匏瓜星”造型，而匏壶这种器物就是模仿瓠瓜这类植物制作的；陶匏在《礼记》中被提到是作为礼器存在，内盛“玄酒”。
接着文中提到山西闻喜县战国墓中发现一件“鸟盖陶匏”，其造型与本文中提及的鸟盖瓠壶极为接近，都有鸟形器盖，因此很有可能是祭祀与瓠瓜星同名的天鸡星的礼器，以天冠之，显示出古人在当时已经将瓠瓜星与天鸡崇拜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张文中援引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已有的考古发现，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或值得商榷。
其一，在古代文献对星宿的记载中，瓠瓜星并不等同于天鸡星。在古代天文记录里，瓠瓜星又称匏瓜星，为二十八星宿中女宿下八个星座之一，由五星组成，因五星连贯形似匏瓜而得名；而天鸡星则为斗宿下十个星座之一，由两星组成，其得名不详，或取自民间天鸡“主候时”之意，此外，尾宿、箕宿与匏瓜星的别名均为天鸡。
据此可知，在古代天文星宿中，天鸡星并非匏瓜星特有的别称，在星象中同样也用来指代尾宿和箕宿。
其二，关于天鸡星的记载远晚于匏瓜星，并且二者的出现时间与鸟盖瓠壶的流行相距甚远。关于匏瓜星与天鸡星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中，但该书已被考证为唐、宋人伪托甘、石之名编写的伪书。
从汉至晋，天鸡星与匏瓜星出现时间有着数百年的间隔，并且鸟盖瓠壶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战国中晚期逐渐消亡，之后不再出现。《匏形壶与匏瓜星》中将汉晋时期形成的匏瓜星、天鸡星意象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鸟盖瓠壶相联系，用以讨论鸟盖瓠壶的礼器功能，其证据略显不足。
其三，“陶匏”在《礼记》中并不是一种器物，“匏”主要指葫芦做成的盛水器。张文中援引了《礼记·郊特牲》中关于“郊丘之祀”的记录，但根据《礼记集解》，释其原文为“器用陶、匏，尚礼然也。
这里的陶、匏并不是一件器物，二者的功能并不相同，“以匏为爵”应当是将葫芦劈成两半，作为饮酒的酒杯使用，并由此发展成“共牢之礼”中的“合巹”。陶、匏并非一种事物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与考古发现中也得到验证。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7中出土了一件葫芦瓢，保存完整，为整葫芦劈开半边制成。由此可见，匏勺应是作为象征“质朴”的明器而被随葬在墓葬中，陶、匏并非一种器物。
到了汉代，这类器物在闽广地区的平民墓中多有发现，学者将其与文献记载的“陶匏”相对应。这种流行于南方地区的陶壶与流行于北方地区的铜瓠壶造型相差甚远。综上，《匏形壶与匏瓜星》中的相关观点值得商榷，鸟盖瓠壶并非是祭祀匏瓜星与天鸡星的礼器。
铜瓠壶来源考证
前引陈佩芬先生与盛伟先生的观点，认为鸟盖瓠壶并非用于星象祭祀的仪式，而与游牧民族使用的水器有关，其观点也需从考古材料与文献出发进行再判断。高崇文先生根据当时已有资料提出瓠壶最早见于春秋早期，且多出土于狄人活动区，可能与狄文化有关。
据青铜瓠壶出土地点来看，目前出土瓠壶的15座墓葬中，除随州季式梁墓与湖南新宁飞仙桥墓位于南方以外，已确定出土地点的如陕西绥德、山西太原、河北行唐、河南辉县、山东莒县等都在黄河以北，绥德、太原、行唐更靠近长城沿线，反映出铜瓠壶与北方文化的密切关系。
通过观察铜瓠壶的整体造型可以发现，这种器物与草原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非常相似，故笔者推测，铜瓠壶很可能是三晋地区摹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皮囊壶的造型制作的青铜水器。
皮囊壶是在草原环境中，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人群普遍使用的一种水器，通过绳索斜挎在身上或悬挂在腰间，方便骑马出行时携带使用。由于皮囊自身材质易腐，在我国大多数地方难以完整保存，但在新疆地区的干燥气候下，许多遗址中发现了皮囊壶的实物遗存。
皮囊壶广泛发现于早期北方草原民族的墓葬中，大多形制精美，密封性好，对于了解中亚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目前国内出土的青铜瓠壶大都发现于黄河以北，毗邻北方草原地带，因此这类器物很有可能是北方地区在与草原民族的互动中，参考皮囊壶的造型而摹拟出的青铜容器。
除了造型接近皮囊壶外，铜瓠壶在其他方面的设计也更贴近游牧民族的使用习惯。如铜瓠壶颈部侧弯向壶身鋬手一边，使得铜瓠壶的整体重心偏于一侧，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单鋬铜壶相比，更适合在马上移动时携带使用。
此外，鸟盖瓠壶通过由链环组成的提链将鸟形器盖与鋬手链接以防止脱落，这种链接方式在功能类似的中原传统青铜器——提梁卣中不见，却与春秋早期开始流行于北方地区的提链壶非常接近。
而鸟盖瓠壶单侧提链、壶颈与鋬手偏于一侧的造型，便于横向提携与移动，更加适应草原民族“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的民族特性。
从文化互动看铜瓠壶的出现与消亡
根据出土资料判断，铜瓠壶最早发现于春秋中期，最晚的在战国早期，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出现与消亡与春秋中晚期开始的中原文化北扩密切相关。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逐渐衰微，中原诸国积极投入霸业的争夺和角逐，以春秋时期的秦、晋，与战国时期的燕、赵为代表的北方诸侯国开始向北方草原地区推进，中原国家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北方地区也迎来了大动荡和大分化时期。。
青铜瓠壶出现于春秋中期，其流行的地区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与戎人交往频繁的秦、晋、齐、鲁等黄河以北诸国。
在西至陕北、东至山东的广大地域内，青铜瓠壶因模仿草原民族的皮囊壶，造型新奇，开始受到北方诸侯国上层贵族的喜爱，甚至作为酬赠聘媵之品通过齐、晋传播到了南方的随国。
虽然青铜瓠壶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但其中鸟盖瓠壶这一类型大多出土于三晋之地，主要是赵国和晚期中山国的势力范围内。
结合文献考证，这一现象应当与春秋晚期晋国对戎人政策的转变，以及战国时期赵国对草原地区的征服有着密切联系。春秋晚期，与其它诸侯国依靠战争的掠夺不同，晋国在与戎狄的交往上采取“和戎”的方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继承晋国北部疆域的赵国并未继续采取“和戎政策”，而是与魏国、燕国一起对草原地带发起了征服，通过战争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与掠夺。以鲜虞为主体建立的早期中山国在战争中逐渐衰弱，战国时期建立的晚期中山国一直处于赵国与魏国的控制之下。
其中滹沱河流域流行本地区特有的带提链绳络纹铜壶，前文提及其与鸟盖瓠壶的提链造型一致，应有着共同的祖型与文化来源，鸟盖瓠壶很有可能在春秋时期诞生于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到了战国中期，随着北方诸国对南文化带的占领，北方长城沿线以南的地区逐渐中原化，南文化带逐渐被同化而消亡。流行于南文化带的铜瓠壶，也随着南文化带的内化而于战国中后期不再出现，铜瓠壶的历史也在这一时期画上了句号。
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铜瓠壶在春秋战国时期频繁出现于北方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是北方诸侯国占领戎地后文化交流融合的体现。
随着战国中晚期戎的消失与胡的出现，铜瓠壶作为戎文化的实物载体不再受到重视，并随着战国晚期青铜礼器的衰落而消失。目前发现的铜瓠壶中，除鸟形器盖外，还发现顶部有盖、顶部带流无盖等，此类瓠壶形成与流行也值得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