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任三十一军参谋长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我们红一师进驻毛儿盖。一天，我去参加驻毛儿盖一、四方面军的干部联欢会，见到了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两天后，军委打来电话催我到职，适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要到军委去开会，我也随他一同前往。在总部，我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时周恩来同志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来同我谈了话。周恩来同志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份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搞好两军的团结。”
当天下午，我就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了，陈昌浩政委当即把我介绍给三十一军的领导同志，这时，两个方面军已编成左、右两路军，八月下旬开始北上，两路红军战胜了饥饿和沼泽，穿过茫茫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己到噶曲河畔。按预定方案，左路军应向东与右路军靠拢，两路军并进甘南。此时正值秋汛，噶曲河水陡涨，本来就反对北上的张国焘便以噶曲河水涨为由，强令红四方面军部队掉头南下返回阿坝。
九月中旬，左路军的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和右路军之第四军、第三十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不久，南下部队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我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第九军的二十五师为中纵队，由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任司令员，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任政治委员。十月间，部队到达大金川东北的卓克基地区。
一天，王树声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纵队司令部准备和你们三十一军司令部合并，军长余天云调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由我兼三十一军军长，王维舟同志任军参谋长，你当副参谋长。”并通知我去参加当天晚上总直属队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会议地点是在一个大喇嘛庙里，到会人员除方面军总部的负责人外，还有挑夫、马夫、炊事员等勤杂人员。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整个会场乱哄哄的。我进入会场后，就和李井泉同志(我俩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同坐在一个角落里。会议一开始，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讲话，他一开口就说:“自从毛周张博率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一个多月来.......”
”我一听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了，心头不由一阵紧缩，就和李井泉同志悄悄地议论:“党中央北上了，红一方面军北上了，那就说明红四方面军这次南下是有问题的”不久会场上出现了一阵骚乱，各种叫喊声混成一片。原来是有人要朱总司令站出来发表一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声明”。只见朱总同令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对大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军北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至于你们要我发个声明反对毛泽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不但全中国知道朱毛红军，就是全世界也知道朱毛红军”
朱德同志的话音刚落，有一些人就围攻他。刘伯承同志见他们围攻朱总同令，就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火力”就又转到刘伯承同志身上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红军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过后，就听说张国焘自称“主席”.另立“中央”。
那次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当晚我没有回三十一军军部，而是和李井泉同志在一个喇嘛庙里，睡在地板上，我们两个人合盖着一条毯子，一夜没有合眼，都为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前后，南下部队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慰(功)战役，击溃杨森、刘文辉六个旅，俘获人枪各三千多，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其他一些地方。接着又南越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守敌发起进攻。当时我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天全、芦山地区多为汉藏族杂居区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极为困难。
就在张国焘,偏安川康边的时候，蒋介石调集薛岳所部和川军压了过来。我军苦战近月，伤亡甚大，部队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特别是百丈一战，我军损失更大。十一月中旬，我军攻下百丈镇后，继续推进受阻，敌人则以优势兵力向我反扑。一天晚上，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同志令我把三十一军直属队带到百丈后面十几里的一个村庄待命，又令王维舟参谋长在百丈镇负责前送弹药和后送伤员。第二天战斗打响后不久，伤员剧增，王维舟同志给我打来“请你来帮帮忙吧，伤兵太多，我一个人搞不赢啦户放下电话，我带着通信员骑上马就赶到百丈镇。王维舟同志的指挥所设在一家铺子里，我一进去他就对我说:“后面山上发现了土匪。”我心想:土匪算个什么，就说:“打掉他!”
正在这时，“嗡—”一阵引擎声越来越响，几架飞机呼啸而来。“情况不对，土匪哪里来的飞机!”原来王参谋长说的“土匪”实际上是他对敌人的一种习惯称法。
“敌人上来了!”我的通信员在街上大声喊着，我出门一看，只见一股敌军插到了百丈镇街口、这时我们身边没有部队，我急忙跑到隔三四座房子的四军十师政治部，那里也都是机关人员，于是我同王维舟同志仓促地撤了出来。
敌人占领了百丈镇，并对我们穷追不舍。我们出镇约一里多路，我找到了三十一军教导队，把敌人顶了一下，才阻止了敌人的追击。敌人占领了百丈镇，我们来不及转移的枪支弹药丢在那里。为了夺回百丈镇。我们即请后面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同志赶快派队伍来，趁进占百丈镇的敌人尚未站稳脚跟，将其消灭。不一会儿，四军的一个团上来了。王维舟同志向我介绍了带队的指挥员说:“这是四军十师的副师长陈锡联同志”我把敌情向他作了介绍，并建议以一个营从正面反击敌人，两个营从敌人的左侧进行侧击。
善于猛打猛冲的陈锡联同志一捋袖子:“冲过去，打!”一团人呼拉拉地向敌人压过去，象赶羊似地把敌人赶跑了。我带教导队的一个班也跟着冲进街巷。
回到原来驻的地方，只见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枪支弹药已全部丢光，就连王树声同志的两个背兜也被翻得底朝天，文件撒了一地。我叫战士们赶紧清检文件，居然一份不少。在查点文件时，我发现了一份尚未发出的张国焘准备北上过草地的计划。
百丈一仗，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我军也伤亡近万人，最终还是丢掉了百丈。敌人则集中大批兵力将我军压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与此同时，不断传来党中央率领的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并连续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广大指战员看到了党中央北上的胜利，逐渐认识到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张国焘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部队重新北上，第三次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经懋功、丹巴，过党岭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七月，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在二、四方面军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张国焘撤消了伪中央，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穿过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到达甘南的眠州。
部队到达眠州后，陈昌浩政委要我(王维舟同志早已调走，我任军参谋长)带九十三师以急行军抢占位于西安至兰州间道上的通渭县。西安之敌胡宗南率部赶到甘南，企图拦阻我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我九十三师抢占通渭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阻击西进之敌，二是与一方面军接应部队取得联系。
我带领九十三师畏夜奔袭，走了两三天赶到了通渭，消灭了敌军鲁大昌部的一个营，占领了通渭打通了会师之路。
一天，有个便衣通信员骑着毛驴送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红一方面军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由庆阳方面派到界石铺的一个先遣支队在九月一日写给四方面军的联络信落款写着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没有署具体人名(全国解放后我听杨勇同志说，这封联络信是他写的)。
我接读来信，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当即给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写了回信。回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驻界石铺的红一方面军先遣队负责同志:
你们九月一号来信收到，我们早已闻你们到界石铺并闻有来通渭讯，故悬望数日，至今始接到来信，不胜欢迎!
亲爱的同志们，主力红军大集西北地区，这无疑的是领导和推动全国革命的中心。
目前甘南敌情，王均在天水礼县西和一带。最近我军一部占领了威县续向徽县推进鲁大昌被我军围困于岷城一月有余，毛炳文在陇西城及其附近。我军也有一部监视中。其余如你们所知。
致以
胜利的敬礼!
廿二日夜于通渭
这封由我起草并署着我和九十三师师长、政委名字的信，是在全国解放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把它复印后送给我看的，至于从杨勇同志写信到我回信相隔时间达二十一天之久，其原因大概是送信人在路上耽搁了。
接到红一方面军先遣部队的来信之后，又接徐(向前)陈（昌浩)来电要我们派一个团到界石铺与一方面军取得联系。我们当即决定由师政委叶成焕同志带二七四团前去。下午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干部会，大家听说马上就要同一方面军会师了，一个个喜形于色，非常高兴。谁知在二七四团准备出发的当天晚上，突然接到四方面军总部的电令，要九十三师星夜赶回岷州。我们看了电报，不知道刚刚从眠州来，为什么又要我们回去?
我们按照命令又是几天急行军，赶回眠州。路上遇到下大雨，黄泥路又粘又滑，战士们淋得一身水，滚了一身泥，病号急剧增多，部队情绪也很低落。我们给总部发电报请示:是什么原因要部队返回岷州？我们应当如何向部队进行解释？但一直得不到回答。我们回到岷州和三十一军军部会合，两天后，又接到命令，要九十三师再次抢占通渭，我们又日夜兼程向通渭县进发。过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张国焘想把部队拉走，绕道青海，西渡黄河去新疆，后因过不去黄河，才不得已又返回岷州，并又令九十三师再度抢占通渭。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了。我从离开一方面军后，经常想念首长和战友们，长时间眼巴巴地盼望着会师。可是，我却没有看到会师的热烈场面。
我在第二次到通渭后，由于连续冒雨行军，过度疲劳，一下子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昏迷不醒。医生看后说病得厉害，不迅速诊治会有危险。可是军卫生部药品奇缺，部队还要执行任务，无法保证治疗。肖克军长立即派司令部管理科长陈增连同志，带一个排连夜用担架抬我去四方面军卫生部找苏井观部长治病，我躺在担架上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我醒过来问身边的同志:“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了”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已经过黄河两天了”原来我们一行在黄河边上赶上了正在渡河的四方面军总直属队，就跟着过了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