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自六祖惠能以后“花开五叶”，涌现出了许多高僧，其中不乏言行高迈、特立独行者。尤其是“棒喝”与“机锋”，简直成为禅门的重要标志，黄檗宗的创始人希运禅师，更是“棒喝”宗风的承上启下者。
黄檗希运的老师是佛教改革家百丈怀海（马祖道一徒弟），而他的弟子中更是有一人名声在外，那便是“棒杀佛祖”的临济义玄。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恨不能把释迦棒杀喂狗！”
临济义玄可谓是禅门高峻宗风的集大成者，“马祖建丛林，百丈制清规”，他将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法嗣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而作为承上启下的黄檗希运禅师，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开示方法——扇人耳光。
他不仅扇弟子的耳光，还扇师父的耳光，甚至连皇帝的耳光都扇。
佛教诗词系列第八章
一日，百丈怀海问黄檗希运，“刚才你到哪里去了？”
答：“大雄山下采菌子去了。”
问：“那你没有看到老虎吗？”
希运学了一声老虎叫“嗷呜”，怀海马上就拿来了斧子，于是，做徒弟的冲上前去，打了师父一巴掌。挨打之后的怀海禅师不仅不恼怒，还非常高兴地对弟子们说：“老汉今天被老虎咬了一口，你们可要注意了！”（此公案出自《景德传灯录》）
就这样，希运禅师顺利地毕业了，他不久后来到浙江海宁的海昌禅院，住持齐安禅师是他的师叔。于是，齐安马上就任命师兄的高徒为“首座”，但没想到希运很快又打人了。
一日希运正在大殿礼佛，突然有一位小沙弥走过来，看着他虔诚的样子发问。
“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首座礼拜当何所求？”
希运答：“常礼如是事。”意思就是说，你说得一点都没错，不应当向外求。这个小沙弥摸不着头脑，又追问了一句：“用礼何为？”那你首座还在这里毕恭毕敬，拜个什么呢？
百丈怀海
话音刚落，希运就一巴掌朝着他扇了过去，把小沙弥都扇懵了：“你这个首座，简直太粗鲁了！”
“这是什么地方，什么粗不粗细不细的？”希运说完，又连续扇了沙弥两巴掌。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个沙弥是避祸出家的李忱，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此公案出自《指月录》）
.以上两则公案，除了阐述了禅门神秘又独特的“机锋”外，还活灵活现地刻画出黄檗希运禅师的这位高僧的形象。那么，他在历史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过往呢？其行迹为何如此放肆落拓，以致与大众印象中的高僧形象截然不同？
要想明白这件事情，就必须回到千年前的唐朝，看看这位大师成长的经历和时代背景。
曹溪嫡孙，百丈法侄
黄檗号希运，福建福清人，生年不详。根据《佛祖历代通载》和《释氏通鉴》的记载，我们大致能推出其圆寂的时间，在唐宣宗（李忱）大中四年（）前后。
“曹溪六祖之嫡孙，西堂百丈之法侄。”
这是禅宗僧传给予希运的评价，曹溪六祖指的是惠能，西堂和百丈分别指的是智愚和怀海。也就是说，黄檗希运的法嗣传承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禅门内部都是公认的。
但为何这样一位高僧，却连生卒年都如此模糊不清呢？其实，这与他所处的动荡的时代，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黄檗希运
虽然我们将达摩称为中土禅宗初祖，但实际上，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开创的“东山法门”，才是真正意义上禅宗的开端。
四祖道信（-）出家以后，为了躲避隋末战乱抵达江州（江西九江），应当地僧俗的邀请在庐山大林寺定居。此后应湖北信众的邀请动身前往江北，在黄梅县西部的双峰山建寺传法，此后他一直定居于此近30年，直到圆寂。
道信选择弘忍（-）做自己的接班人，弘忍此后又移锡到东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山法门”。他之所以选择更为清幽的东山，除了禅宗初期“小乘自利”的底蕴外，更为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
道信的双峰山僧团鼎盛时期超过五百人，而弘忍的东山僧团青出于蓝，最高时人数过千。这么多的人不事生产，那他们的吃喝拉撒就成了很大的问题。道信是经历隋末战乱，他深切地体会到百姓的无奈，和平时期信众固然可以支持，而一旦战乱大家都朝不保夕，僧团的经济就成为大问题。
因此，道信和弘忍都提倡自给自足的寺庙经济，大力发扬推广“农禅并重”的理念。
弘忍门下出了两位高徒，一位是神秀，一位是惠能。其实在当时，神秀的地位远远高于惠能，他贵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只不过，北禅神秀的法嗣过于依赖皇家供养，后来的发展远远不如遁迹山林的南禅惠能法嗣。
或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禅门经典中的神秀不堪入目呢？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这些经典几乎都是南禅弟子撰述的，包括影响力十分巨大的《坛经》。
对于弘忍以及继承其衣钵的惠能一系法嗣，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曾经就批评过，认为他们是山林之中的异类。
“排小舍大，独建一家。摄济住持，居然乖僻。复有相迷同好，聚结山门。持犯蒙然，动挂刑网。运斤运刃，无避种生。”
不过，南山律宗经过会昌法难（-）以后就一蹶不振，反倒是被他批评为“异类”的南禅，奇迹般地躲过历次劫难存活至今。原因就在于，双峰山法系下的禅宗（南禅）有着“忧患意识”，长期以来都致力于解决最为底层的经济问题。
其实，最被人看不起的经济问题，才是决定佛教宗派生死的大问题。
五祖弘忍
神秀的北禅当时多么荣耀，但失去皇家供养后就销声匿迹，南山律宗、唯识宗、天台宗等“名门正派”也是如此。玄奘的唯识法相宗将佛教义理推到了顶点，然而，自窥基、圆测之后就不传了，因为他们无法解决最为底层的经济问题。
惠能以后的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高僧，致力于将禅宗丛林化，以实现自给自足。然而，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安史之乱（-）的影响，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安史之乱”结束的时候，怀海才13岁，25年以后他的师父道一圆寂。大唐在这期间由盛转衰，大量的北方人口成为流民逃亡南方山林，他们有的混入禅僧当中维持性命。因此百丈怀海必须要承担起责任，将僧团维系下去，他是一位极富改革精神的高僧。
百丈将修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摆在首位，创造性地制定了《禅门规式》（即《古清规》），带领僧团走出了时代的沼泽。
而他门下的黄檗希运，虽然距离“安史之乱”比较遥远，但在唐朝国力持续衰弱的现实下，世俗权力与佛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会昌毁佛就是这一矛盾爆发的集中体现。
马祖道一
急走忙逃，宰相之师
关于“会昌法难”这件事情，其实历史上的观点是一分为二的，有人说它险些毁灭了释教，也有人说它挽救了迷途的释教。它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寺院土地不需交税，僧侣免除赋税和劳役，寺庙经济的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
第二，大量流民以及贫民选择出家为僧，使得国家能够征用的人口流失；
第三，唐朝政府当时需要大量壮丁和钱财打仗，而寺庙正好满足这两个条件；
第四，道士赵归真和宰相李德裕在背后鼓动唐武宗，前者是道教代表，后者是儒家代表；
第五，唐武宗本人在主观上对其没有好感，加上客观上它作恶多端；
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唐武宗李炎设斋请僧道讲法，已经释放了信号—赐给道士紫衣，下令和尚不得穿着。
次年，他下令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又下达了“杀沙门令”，翌年敕令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到了会昌五年抵达高潮，唐武宗正式下达文书巩固成果。
“长安、洛阳两都留寺庙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节度使治所留寺庙一所，僧人在5人（按：僧团最少要4人）到30人之间。除此之外，天下的寺庙全部拆除、财产充公、僧尼遣散还俗。”
当然，唐武宗由此也“大赚一笔”，极大地充实了大唐国库。
唐武宗李炎
“收缴良田超过千万顷，还俗为民的僧尼超过26万，遣散上百万寺院奴仆杂役。除此之外，金银铜铁等物资不计其数，全部由拆毁寺院、熔化佛像、收缴寺产得来。”
如果不是唐武宗次年暴毙，中土的法脉基本上就断绝了。当然，会昌法难对大唐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它解决了飘摇欲坠的李唐江山的燃眉之急。
但是，对于黄檗希运这样的僧侣来说，那无疑就是灭顶之灾。一个出家人，遭遇如此“法难”，他能有什么办法对抗呢？没有任何办法，只有一个字——逃，这段岁月令其刻骨铭心。
黄檗希运在会昌二年（），受到了在江西进贤县做官的裴休的邀请，被安置在了当地的龙兴寺。正是在裴休的保护下，希运才免受时代潮流的冲击，继续进行自己的弘法事业。其实他直到圆寂之前，一直受裴休的照顾和保护。大中二年（）裴休到安徽宣城做官，，马上就将希运接到了当地的开元寺居住，僧俗之间传为一段佳话。
裴休与希运在江西的谈话内容，后来编辑成了《传法心要》，而两人在宣城的交流内容，又被编成了《宛陵录》。这两部书是禅门十分重要的典籍，集中体现了两人的佛学思想。
唐朝名相裴休
裴休这个人在僧俗两界都非常有名，他在唐大中六年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一共做了5年宰相。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非常高，指出其在漕运改革和茶税整顿方面成就斐然。而且，裴休善书法、工诗画、懂佛理，堪称全面发展的高级人才。
裴休在佛学上面的成就，不是穷经皓首那么简单，他所结识的都是开宗立派的高僧。
沩仰宗的创始人沩山灵佑（另一位是仰山慧寂），就是裴休多年的好友，正是在灵佑的引导开示下，裴休才正式地投身到护法事业中。
除了沩山灵佑、黄檗希运外，裴休还与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交情深厚，他亲自撰写了《圆觉经序》、《华严经法界序》等多篇文章，体现了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不过，裴休在其上最大的成就，还是与黄檗希运在宣城相处的2年，集中体现了早期临济思想的精髓。
裴休与其恩师黄檗希运的问答记录，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追捧，至今仍是禅门中人的案头必备书。那么，黄檗希运在禅学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见解，他因何启发了后来的临济宗风？我们紧接着这个话题，深入地往下讨论。
华严（贤首）五祖圭峰宗密
其实，希运的禅法特点总结起来，也就是以下三点。
第一，融实相与心性为一体，强调“即心即佛”的基本理念；
第二，反复强调“无心为纲”、“无念为宗”、“无求为证”；
第三，极度重视“人”本身，或者说，禅宗到这里开始回归到“人”。
黄檗禅师的思想为何有这样的特点呢？庵主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孤立起来看待，而要联系到当时的现实环境。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在这里举弘忍和怀海的例子。
弘忍的东山法门要迫切地解决生存问题，于是，他对道信的思想进行了阐扬发挥。
第一，行住坐卧皆是修行，这是对道信“作为坐先”思想的突破；
第二，强调“守心”、“看心”的工夫，将外求转向内求；
第三，阐扬发挥“佛性论”，也就是开始重视“众生”而非“佛”。
我们再看怀海，他在义理上的成就不高，但解决了丛林经济的重大难题。
第一，摒弃了达摩、慧可那样的“头陀行”，坚持“农禅并重”的丛林思想；
第二，回答了“僧人种地是否杀生破戒”的戒律问题，答案是不破戒；
第三，以“自性清净”、“心如虚空”的理念，解决教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达摩与慧可
那么，我们通过东山法嗣一系祖师的思想流变对照，就会惊人地发现，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改变现实，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事情。而这背后并非是自立门户式的胡作非为，是佛教真正实现中国化的先声，也是圣教至今传扬未绝的根本所在。
后来的临济义玄等人，正是在希运这一支法脉的影响下，创建了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临济宗。事实上，临济也是五家七宗里生命力最顽强的，宋以后四家全灭，唯有临济贯穿古今。当然，近代虚云一人身挑五家，这又是一段悲欣交集的往事了。
开示诗作，激励千年
临济义玄在20岁左右参学黄檗，他不仅发扬了希运掌打、棒喝的接引方式，还继承发挥了希运的思想。
第一，他接受了“本源清净心”的如来藏思想，但是引导禅学走生活化和平实化道路；
第二，采取“四照用”的理念破除“人法两执”，和“棒喝交施”一起形成了临济峻烈的宗风；
第三，具有强烈“自我”、“自由”意识，反复强调冲破一切障碍超越生死、时间，而进入绝对精神自由的解脱世界。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义玄时刻高呼的“逢着便打，逢着便杀”，以“呵佛骂祖”的方式破除一切外相对立，突出强调“人”本身就是超越一切的所在。
大家注意一下，从达摩、慧可时期注重形式的“头陀行”，再到东山一系高扬“佛性论”旗帜而强调众生，最后到临济义玄时刻高呼“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南禅在风雨漂泊的过往中，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同时为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开辟了全新的栖息之地。
临济义玄
临济义玄所处的时代，较之祖师们更为恶劣，他以直面的勇气和精神超越现实，以峻烈无比的风格警醒世人，这种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令人叹为观止。
正是一代代禅门宗师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其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在圣教最为危急的时刻保存火种。在本文的结尾部分，庵主想和大家分享首黄檗禅师上堂开示的诗，以作为你我共勉的精神源泉。
尘劳迥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
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一日，黄檗希运在上堂开示的时候，对着众弟子诵出这首诗。
他说，尘念劳心是众生日日夜夜都在执著的事情，要想从中挣脱出来绝非易事。但即便如此，修行人也应当像驱使牛马（欲望）那样紧握缰绳（道心），找到自己的着力点（解脱）矢志不移地努力。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了。但后半部分却极为高妙，千年以来一直被中国人传颂，无论僧俗都被其勇敢不畏的精神所激励。
五家七宗
黄檗说，不经过彻骨的寒冷，哪里能闻到梅花扑鼻的香气呢？
无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哪有一个不经磨难就有成就的呢？这种直面一切、无惧无畏的精神，正是禅门历代高僧所倡导阐扬的，也是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践行的。汉传八宗至今唯有禅净生生不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华夏灯火赓续，傲霜绽放的勇气与精神是我们的底色。
隋末战乱、安史之乱、会昌法难、大中之治后大唐江河日下，无数艰难险阻摆在面前，禅宗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下来，从山林之间成长为释教主流。而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无数次破碎流离，但始终都没有沉沦到底，如今依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最为真实的写照，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真实缩影。我们并非全然像他人所说的那般充满“劣根”，历史真实地记录了，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以超越的姿态和直面的勇气去对抗现实的残酷，这是我们自信自强的精神动力。
事实上，佛教也并非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逃避与懦弱，它的底色是无畏与自由。
两千多年前的悉达多辞亲出家，为追寻的正是超越一切的大自由，难道他也是懦弱的吗？而跟随其出家的大部分弟子，都是出身高贵的婆罗门或剎帝利，他们其实无须逃避任何现世的困难。当悉达多高呼“众生平等”时，就证明他已然发现了“人”的存在，他所追寻的也正是人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而世尊涅槃近千年后，在南亚次大陆之北的中土大唐，又出现一批人重拾其教诲。他们为了自由与解脱，发现“人”、尊重“人”、引导“人”，要救度一切在苦难中挣扎的众生摆脱外在束缚，抵达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当中，这是何其伟大又波澜壮阔的事情啊！
好了，本章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