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彩咨询白万纲
引言：写在前面的话
最近，有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类似的一些争论，在社会上沸沸扬扬。同时，关于共同富裕在社会财富到底该如何分配上，本来就有很多话题。现在又有人进一步提出来有资本原罪的企业家，站出来促进共同富，来将功赎罪。于是乎，各种声音和站台就一下子热闹得不行了。国资界的同行及友人们都建议我尽早发声，他们知道我在这方面有些观点，希望我拿出来讨论一下。
因此不管是从友人之托的角度，还是这个话题已然引发了社会上的各种争议的角度，亦或是这个话题以及其背后的各种争议的脉络，隐隐所指向的共同富裕，这样一个伏线千里式的社会公案背后，是得要拿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争议了这么久的有关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领导人是不是企业家，国企改制及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各种诟病，以及此轮混改，以及共同富裕所掀动的社会思潮背后，有必要来更更深刻的讨论一下，为了涉事的人物和事件（日子不好过啊），以及这个事件扩大之下，其边缘外扩所囊括进来的更多的企业、企业家、学者和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多的在争议面前迷茫的当事人们、参与者们，我们就扯一下这个话题。
我认为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我们要讨论一下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我们要讨论一下从“资本论”走向“21世纪资本论”，走向“国有资本论”。
第二，我们还要探讨一个小话题，国有资本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我们要探讨国有资本怎样作用于国家的发展，国有资本为国家的发展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功能支撑推动，其原理到底在哪里？
第四，我们还要探究一下国家资本与国家方法论，以及一个国家所采用的带动自身发展的一整套路径背后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一下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关系。假如国有资本就是国家层面的重大部署，制度安排，道路选择，治理推进，公共产品打造，服务界面的优化，国家资源权利制度规划的优化，集成与应用，其对应的国有资产到底是与之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国有资本假如是前提是机器是系统，那国有资产往往是外泄，结果表达和更进一步的界面，他们二者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第五，我们还要讨论国有资产的交易与管理，国有资产更深刻的更高质量的交易及其管理，造就了国有资产能够非常好的流动配置，集结深入到国有资本，想让他去的方方面面。我们还要讨论由此形成的原罪与交易体系的不完善，二者之间构成怎么样的一个关系。由此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如何判断国有资产流失与否，流失多寡，流失的结构、逻辑、路径、计量和是否采用追索等手段，假如不用且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了，如何去消化对冲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样的一个讨论结构，大体上应该能够把国有资本这样一个我耕耘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敢着笔，但是这个问题又如此庞大广阔，触目惊心。今天我们不仅简单地要讨论国家体制、道路、国家关系，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更要更深入广阔的来讨论国家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国家所有的能动性，国家所有的可动员资源皆可纳入国有资本。把这些要素如何更自觉地梳理出来，管理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今天世界发展、国家间竞争的更深刻的真相。
国有资本——从《资本论》到《21世纪资本论》再到“国有资本论”
一、国有资产背后，是国有资本从《资本论》走向《21世纪资本论》，进一步走向“国有资本论”。
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国有资产及其背后的国有资本。这些年的争议往往是在改制过程中是否涉及了国有资产评估过程中的一些因素，是否造成了实质上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些国有资产的交易改制的过程中，如果仔细去考量这国有资产到底有哪些构成，一种比较简单的看法是由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
社会上普遍认为之前的国有资产的改制过程中，往往都用的是净资产法，主要是用历史数据将一个企业的现有资产的净值评估出来，考虑到很多资产的购置没有进行公允价值评估，或者较难进行公允价值评估。很多独有资产的形成，没有办法用类似重置资产法等方法对其进行评估。所以这些资产的有形资产的评估，里面的可上下其手的空间是有的。
客观地说，改制得越早，涉及的资产量越少，该企业的
第一个维度，政治资本；
第二个维度，治理资本；
第三个维度，改革资本；
第四个维度，政府责任与服务资本；
第五个维度，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
第六个维度，社会发展促进与服务资本；
第七个维度，产业促进资本。
(一)政治资本
一个国家是否有国家制度优势，这是我们对政治资本最直观的感受。中国越来越体现出它的政治资本优势，既表现在他的举国之力——办大事的社会资源的强有力靶向动员能力；也表现在国家有信仰、人民有依靠、人民有信仰、国家有方向、社会有目标、发展有步骤的国家道路选择问题。在政治资本上，国家的权力分配，社会各阶层在权力中的地位，政党对国家事务、权力道路、理论选择上的作用，国家体制的整体选择，道路的选择与创新，国家发展理论的选择、优化、突破与创新，都属于国家政治优势的根本来源。
中国国家道路的政治资本的根源，既在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又在于发展出来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合，形成了既普世，又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又与中国的时代背景结合，又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结合，又与全球的发展矛盾结合，又与全球的新趋势、新格局、新动能、新变革深入结合的理论指导。
这个理论指导经由强大的党务、政务系统，能落实到网格终端。可以说，如此垂直、深入、高效、高动员能力、高到达率、高理念统一性的指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是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甚至具有唯一性。而中国政治资本的两个外部表现，四个自信与四个全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政治资本的高动员率、高到达率、高传导性、高引领性，这种政治资本还包含了持续自我革命和不断优化先进理论引领——这样两个自我净化的引擎。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资本更多地表达在对国际治理的参与，对国际联盟体系的引领，对国家关系及国家间阵营的打造，从退群到不断的建私群、建小群、建多层次的群，这是美国极力发挥它的政治资本，包括构筑全球性的金融、防务、科技、规则等四个维度的联盟体系。
但是美国优先，以及美国必须通过贸易体系，制造逆差来发钞，再通过搞乱他国，将超发的超回收到自身体内来，推动其资本市场虚假繁荣，本质上决定了美国必须剥削与它紧密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所以美国的联盟体系注定，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利益同盟，它阶段性制造外部威胁，不能长远行进且持续优化。美国的政治资本随着它的道义破产，随着美式路径不被信仰，随着他的国家所能动员的各种手段和资源，大牌出尽，它的政治资本已然不能够获得和中国竞争的胜利。
(二)治理资本
治理资本包含规则、法律、安全、防务、市场经济、金融、产业、科技、贸易、社会、民生、文化、城市、农村等多个方面。中国的治理资本还包含中国在五年规划上，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产业、科技、社会多个周期的共振，以五年为周期的不断共振。当然中国的治理资本还包含近些年通过空间规划，跨区域规划，促进要素的流动配置，促进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上的促进，打造出独有的治理资本。
在治理资本中，中国目前形成了多层次国家治理体系，有广义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由全球治理、洲际治理、政党治理、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治理、国家发展动能治理、机构与组织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等八个层面展开。
再往后退一点看，中国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改革、治理的领导与组织也越来越自信，手上可打的牌越来越多。十四五规划和远景规划只是我们初步打出来的牌。那下一步我们的社会治理还将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会怎样带动社会的高效、绿色、智慧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三)改革资本
举凡现代化、数字化、法制化的各种改革，包括未来的大量的各种改革方式，都将极大程度的推动改革资本的多样化。在改革上中国已经形成了顶层设计与有序推进、问题导向的改革观，“顶层设计+系统改革+结构改革+制度改革+治理改革+靶向改革+局部改革+基层改革+问题导向改革+倒逼改革+试错式改革+盲区改革+赛马式改革+并行改革+复合式改革”等综合手段，使得中国形成了独有的改革观、改革体系，这是社会各界都不得不承认的。
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形成了改革理论不断突破，改革政策全面供给，改革领导体制和债务改革管理持续深化，改革能力能力不断构筑，改革路径持续优化这样的全体系的改革观。
中国的改革资本变成了对社会问题最敏锐的出动，对社会痛点塞点最靶向的攻击，对社会积累的难题焦点问题进行多维度探索、多方向试点，集中成果以后，总结出好的路径以后，大规模推进等多种方式。
可以说，改革资本使中国在全球范围里可以远超在其他地方之上，而且不光是在改革资本中突出基层首创，我们对地方基础单元由下而上的产生创新、产生制度、产生试点、产生突破，有最大化的社会支持和包容。
同时，我们对各种借鉴、学习、参考、复制、放大和综合应用集成也有足够开放的胸襟。改革资本已然成为中国推动国家发展驱动社会革命，驱动产业革命，驱动社会发展方式革命，驱动中国与国际构筑新型关系革命的重要抓手。
(四)政府责任服务资本
在政府责任与服务资本中，中国作为全世界罕见的唯一的无限责任政府，从基建、农田水利、政府服务、社会治理、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政府资源、社会资源、综合管理、环保、生态治理、营商环境、宜居环境、产业环境、创新环境、培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民生促进、社会事务管理、城市管理、农村管理、科教文卫管理、公共产品打造，全方位缔造宜居、宜业、宜创、宜游的综合发展环境。
(五)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
中国通过产业政策推出、产业结构打造、区域发展促进、转移支付、产业培育、基础价格、市场体系交易、多层次资本市场、市场秩序、市场活力双循环等多种方式，来促进经济社会建设，形成政府公权力、政府能力、政府对各种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建设之间的直通车效应。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地位和政党本身就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一政治优势的深入体现。
共产党是广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它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它甚至就是中国选贤良体制，把优秀的人选出来来执政，将这样的思考的落实。它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政党，它就是把最优秀的人选出来，来执政。
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秉持他的初心与使命，通过四个全面引领全国的四个自信，一直保持着它的先进性，持续革命特征。
通过“党领导一切”及国家治理体系的总设计者这一角色，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着整个社会各种资本的参与生产、分配过程，也唯有这样一个以全体人民为关怀对象，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为关怀对象，以中国在未来的千年发展利益为关怀对象的政党，才能够对社会资本进行积极地改造与引领，促使共同富裕的产生。
(六)社会发展的促进与服务
全社会的有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理论，意识形态、科创教育、人口素质、创业环境文化、区域发展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侧结构性改革、各类高地洼地的建设，都统筹在五位一体建设这个总体布局之下，形成了社会发展促进与服务，它是整个社会往前走的重大动能。而建设五位一体是发生在全国由上到下的垂直共振体系中，有共同理念，共同愿景。也因此社会发展促进服务，最终与社会资本融合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它是服务于共同富裕。
(七)产业促进资本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形成各种各样的产业促进资本，通过产业规划、产业扶持、产业结构、产业安全、产业控制力、产业链管理、供应链管理、供应链安全、供应链控制力、要素供给、政策供给、动能供给、创新供给、国家优势供给、公共资源供给、地位与优先续供给，以及国家综合服务向产业的靶向供给和个别企业的优先续供给，综合形成了产业资本。
三、狭义国有资本
在广义国有资本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大家容易理解，在方方面面可以接触得到，比较直观的狭义国有资本，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狭义国有资本有多种具体形态
1、政治资本：政治资源，国家战略，区域优势与禀赋，改革开放；
2、改革红利：改革理念，各种改革政策，改革部署，试点与创新，改革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创新与探索，容错；
3、规划与制度资本：规划突破，区域与产业规划，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
4、政府资源资本：如政府职能，公共产品及资源动员能力，政府规划与政策可为地方发展所做的创新突破，特许与配额，人体生物资源经营权等权力，信号权，频道权等资源占有权的政府经营；政府采购，其他非标转标的资源资产经营；政府特殊目的衍生品权——长三角创新币；国有资产的使用与流动的顶层设计——G60；围绕非标产权的泛产权交易体系；
5、要素资本：区位，资源，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6、货币资本：资金、票据、证券、财政背书与承诺、收益权、现金流等）；
7、管理资本：管理模式、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
8、经营资本：品牌、资源、运营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生态圈）；
9、人力资本：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职业经理人；
10、创新资本：科技、知识产权、创新体系与能力；
11、远见资本：未来研究、趋势发展、规律揭示与未来塑造；
12、特殊优势资本（制度、创新、扶持、试点、特许、专营、资质、地位、通道、平台、资源）、货币资本、管理资本、经营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远见资本、特殊优势资本等；
13、产业资本：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超边界资本；
14、数字资本；
15、创新资本；
16、知识产权资本。
以上种种资本形态，围绕国家和区域战略进行布局。
我们认为必须研究国有资本与多种形态之间的关系。这里为了不那么艰涩，我们多讲讲具象的国有资本，那些涉及国家道路、体制、制度、公权力、公共产品、产业管制与改革、社会治理与运营的内容暂不涉及，多讲讲具象的国有资本到底能干什么，怎样进行布局与管理。
(二)狭义国有资本的布局与管理
管好具象的国有资本，不光是拿着国有的钱去投资和布局，更是拿着国有的货币资本（资金、票据、证券、财政背书与承诺、收益权、现金流等），结合着管理资本（管理模式、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经营资本（品牌、资源、运营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生态圈），人力资本（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职业经理人），创新资本（科技、知识产权、创新体系与能力），远见资本（未来研究、趋势发展、规律揭示与未来塑造），特殊优势资本（制度、创新、扶持、试点、特许、专营、资质、地位、通道、平台、资源）等多种广义资本去围绕国家和区域战略进行布局。
1、国有资本可以成为：核心企业，供应链及产业链控制者，生态链控制者，股东，基金，投行，供应链伙伴，产业链伙伴，生态圈伙伴，各类经开区管委会，商帮盟友，各类联盟伙伴，协会成员，非盈利性组织，各类利益分享朋友圈，服务伙伴群，协作与外围企业，各类平台（互联网、科创、金融服务、产学研协作、创客）合作者、孵化器、科技资源掌控者与共享者、贸易伙伴等多种形态。
2、国有资本还可以成为：贸易推动者、理论研究者、国际化促进者、创新驱动与引领者、服务平台、协会推动者等类社会组织角色。
3、国有资本更可能在行政与市场之间，作为早期非市场化耕耘者、政府功能代替者、非市场化边缘功能补偿者、开放建设模式的开创者等复杂角色。
4、管资本还有一重概念，不断推进“资源—资产—证券化—投资”循环。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以下这个图来展示国有资本如何作用于经济社会建设：
四、国有资本的六个力量
中央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的六个力量，它是通过这六个力量促成了国有企业可以引领带动社会发展——
1、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2、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3、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4、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5、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6、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五、国有资本的七大作用
国有资本是社会资本之上的一个更高层的更核心的资本，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共同构成整个全中国的一个资本力量。这里面的引领者、带动者、驱动者一直是国有资本，进一步来看，国有资本还在以上的基础之上发挥了七个社会资本高度需要、但自身解决不了的作用。
1、针对市场化的支撑、推动、促进作用——培育市场化主体；
2、针对盲区的先锋、引领、稳定作用——高风险投资；
3、针对改革的突破、探索、引路作用——改革，闯关带头；
4、针对创新的开创、试错、开辟作用——创新前瞻投资，布局；
5、针对民生的承担、兜底、保障作用——公益，兜底投资；
6、针对市场的补偿、调节、补充作用——政府职能企业化；
7、针对引领的错配、前瞻、布局作用——长线，战略探索。
这七大作用非常好的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到底构建了怎么样的一个深刻深入有价值的一种关系。
以上探讨，大概可以说明白为什么国有企业能够更好的直接和带动社会资本，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认为国有资本它在不同的范围和尺度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总之，国有资本是一个特别适应于算大帐，缔造新结构的对象，越是课题大，范围广，时间长，难以短期内获利，国有资本的作用就越是明显，以在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合作上可以做的事情为例，国有资本的前瞻性，引领性表达的淋漓尽致。
六、国有资本是怎样形成的
到这里，我们大概说清楚了，国有资本是怎么回事。大家可能还要问，到底国有资本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认为，国有资本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在努力探索自身的道路，在为全民谋福祉，构筑全球竞争力，参与全球的重大话题，积极推动自身及全民的福祉，进一步争取解决若干国际问题，甚至站在更高高度上来解决全球关键问题的担当过程中，有意识地、自觉地发展出来的一种对外有竞争力、横向有比较优势、纵向来看有进步性，针对自身的若干追求目标有导向性、靶向、支持性，能够最大化地把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区位、政治传统，综合表达为国家竞争力的一套主动建设所形成的各种制度和成果的集成。
1、国有资本是自觉的产物；
2、国有资本是国家带着发展和探索的思路的产物；
3、国有资本是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产物；
4、国有资本是一个主动将国家的方方面面的基础与存量转化为优势的体系；
5、国有资本是持续在进步，持续在进化的体系。
更深刻地讲，国有资本的背后有更大的背景，我们一会儿会专门展开有关国家方法论的探讨。
七、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夹层——社会能量资本
如果深入的探究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会在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发现一个夹层，那就是被社会过去遗忘的一类资本，实在难以描述它是什么。我把它叫社会能量资本，其包含：
(一)信仰与思潮。整个社会的信心，希望对政府的信赖，人民群众的信仰，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上洋溢着的价值观与思潮，整个社会上流行和推进的各种追求，综合在一起组成的社会能量资本，就是信心与思潮。
(二)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国家治理，国家的开放体系，国家的改革体系，国家的消费能力，国家的科创，对危机与问题的解决，共同构成国家的发展潜力。对潜力的挖掘、管理、转化，是国家潜力得以表达的关键。小国与大国最大的不同不在于体量大小，而在于潜力大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加坡和以色列的成功，是成功的将其发展潜力最大化，而非仅仅是获得其他的常规发展。
(三)对社会各种红利的管理。人口红利、社会红利、城市红利、农村红利、生态红利、环境红利、政治红利、文化红利、改革红利、区域红利，各种潜在的未被用足可待充分发挥的要素，以及可视为更广泛要素的对象，都带着它的巨量红利，整个社会如何对它进行有效管理？
(四)各种动能。传统上，中国的动能就是三驾马车，现在我们更进一步把动能放到了供给侧、高质量、科创、双循环、双碳等全新的动能上来。
(五)社会运作。通过五位一体、四个自信等社会运作，蕴含着整个城市、整个社会敢消费、能消费、追求美好生活、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社会总体态势。这就是一个可利用的社会能量。进博会也好，各种各样的开放也好，我们看得到的令人艳羡的内需能量也好，背后都展现为一种可以被进一步管理嫁接的资本。
(六)创业与营商环境。
(七)文化与传统优势。东亚儒家文明圈的文化与传统优势，在新的内需时代，科创时代，在国家高竞争力时代下，愈发展现出它难以企及的优势，其家庭观、传承观、教育观等文化优势正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以家庭文化为核心的家风，家庭传承，家庭的资本与文化道德的传承，综合传承，将缔造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优势。
(八)社会发展成果所呈现的综合优势，对社会发展现阶段社会发展成果的再利用，再出发。
(九)创新与改革推动的各种新趋势，实现正在酝酿的新趋势、新思潮、新方向、新路径、新动能，以及各种对应的可能性，才是社会能量资本背后最大的东西。
经过这个版图，我们发现以国有资本为牵引，以社会能量资本为粘合剂，以大量的社会资本为支撑的国家综合资本运作，资本的参与、生产、分配的全景图，豁然展开在我们面前。唯有这样的大格局，才可以说明中国的成功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优势到底来自于哪些方面。
国有资本与国家方法论的关系
国有资本从骨子里面来源于国家方法论，是国家的一个思考，主动作为道路选择与布局，缔造了它会产生相应的国有资本。这套国有资本会有效的带动国家发展，以国有的意志为导向，以国有资本为抓手，释放出国有资产，引领着社会资本综合达到国家的谋划。
一、中国国家方法论核心特征是建设确定性（团结、共识、共振、共建、共享）
1、构建开放、进步、友好、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
2、使命担当，独立自主，广泛团结合作，主动保持国家道路的确定性；
3、通过良政善治的政治格局的始终如一，获得信赖和支持；
4、多边主义，开放合作，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5、“双循环+自主+合作+斗争+底线”的国际关系构建；
6、以“和平崛起+命运共同体+国际治理体系”为核心的高确定性获取信赖及道义高度；
7、具有发展国家关系及多种合作的体系及方法；
8、形成获取和平红利、开放红利、科创红利，以及变革红利的运作格局。
二、西方的国家方法论，主要可以归结为打造不确定性：
1、构建并控制全球治理规则的多重标准型驾驭能力；
2、主动保持国家道路的不确定性；
3、利用自身的党争政治的路线摇摆来收割利益；
4、按多个层次构建动态盟友及利益格局；
5、按多个层次构建敌人及攻防格局；
6、用可控混乱的制造获取领导力；
7、具有输出危机及不确定性的体系及方法；
8、形成乱中获利，危机中更强的运作格局。
三、国有资本布局必须深入反映国家战略，国家道路与方法论，必须是用一个高度体现战略的意图去引领社会能量资本、社会资本，打造并领导这个结构。
任何时候私人资本再广阔的胸襟，再浩瀚的追求，都不可能上升到国家高度，与国家利益共振，只参考到国家安全，又深刻体现国家的追求与竞争力，打造国有资本的引领性、抓手性，在整个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一种情况下，国有资本的重要性才会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社会资本本身控制了政治，社会资本通过控制政治，将自身思路反向灌输给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思路利益与社会资本高度一致。只有这个情况下，国家资本才会退到隐形和看不见。
所以，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也去发现国家资本，这事实上已超越时代和超越系统。但是，当沿着资本论的思考，我们不仅把自己带入到资本论思考的那些问题中去，更带着如何解决问题的突破性思维进来，且我们身边就有中国的伟大实践。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国有资本驱动着社会能量资本，引领着社会资本的这一结构，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
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的关系
一、国有资产是个比较通常的概念
从骨子面来理解，国有资本更多的是意图布局，政府作为国家层面的谋划与布局。当这些谋划与布局深入到产业端，落实为产业政策、产业布局、产业引领的时候，国有资本会将国家意志、国家所掌握的要素、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国家的政策、国家对特殊事物的特事特办、政策的靶向供给、资源的靶向供给、各种要素的倾斜供给，综合在一起，落实成为国有资产。
刚才我们也探究了，国有资本会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形态，有政策，有规划，有公共产品，有政府部门，有服务窗口，有职能，有协会，有NGO，有工作领导小组，有对话平台，有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但是不要忘记了，国有资本还会进一步表达为直接参与产业的金融机构、基金、科创机构、早期服务机构、协会、论坛、峰会、供应链、产业园区、产业联盟、产业协作组织、产学研联合体、债务股权，以及国有企业。
这样一来，从国有资本转化为国有企业的路径，就格外清晰了，就这样形成了国有资本的广泛布局。对应着多样化的布局形态，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到底什么是国有资产，我们研究国有资产最终上升到国有资本的更高级形态——全域国有资产。我们就知道了国有资本其中一块会转化成狭义国有资产，但还有很多国有资本会转化为广义国有资产——全域国有资产，一个社会真正广义的、大量的是全域国有资产。
二、全域国有资产
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全域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太浩瀚了，只对应于国有资产的话一定是挂一漏万，所以用全域国有资产来对应的探讨，应当是恰当的。
深入地看，还会发现，全域国有资产其从更原始的资源状态到对其经营，再到对全域国有资产的证券化，这是过去国资系统探讨得不够深入的一个对象。
三、全域国有资产与全域国有资产的证券化
四、全域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多个路径
五、如何形成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合理关系
各地的改革如火如荼，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一方面积极有为大开大合，在政府机构改革职能的优化，政府把手上的各种改革开放的抓手用足用好，把各类高地用足用好，把政府的公权力、政策设计、规划制定，都聚焦到经济社会发展上来。可以说，各地都意识到了国有资本的有效安排，国有资本的自觉安排、系统性安排，构筑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之间的有效关系，构筑国有资本与社会能量资本之间的和谐关系，构筑国有资本与社会能量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之间的系统结构和良性互动，至为关键。
但是就全国看下来，怎么把有为政府的高屋建瓴的大谋划，转化为积极的国有资本布局，全域的国有资产综合管理，以及形成奋发有为的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和谐关系，现在全中国都走在各种各样的个性化探索的道路上。
有些省就是招商一招使到底；有的省已经迷信在混改上不能自拔；有的省把产业基金当成了救命稻草；有些省把上市公司当成了独门秘籍；有些省恨不得抱在央企的腿上，省部合作待我发展；有些省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交好社会各界资本；有些省抓住几个重大产业，不管是不是与隔壁省份竞争，先搞起来再说；有些省在一些战区科创领域上砸下重金，先有了，先大了再说。
在新时代下，我们看得见的一些问题也都出来了，也因此全社会在呼唤，我们要构筑合理有效的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关系。
国有资产的交易与管理
一、国有资产的交易
国有资产并不总是唯一持有在国有出资人手上，为了使国有资产与先进生产力进行高效融合、优结构融合，我们会促进国有资产的流动，通过混改、上市、合作，包括改制等手法，也会通过产业基金、股权债务、产学研合作、有形加无形资产等多种方式，与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合作。
国有资本通过一个交易体系，恰当地对它估值以后，只要社会资本合作方给予的价值评估、所认可的公允价值投资、出资，这个交易就完全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历史上我们的资产评估，不管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都是有其中的奥秘的。且不说交易的模式选择，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各类资产的价值认定上下空间很大，各种债务历史问题的解决，所付出的显性和隐性成本，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交易中，交易对象交易利益相关者操纵的空间也很大。甚至，被交易企业与审批者审批部门之间的操作空间也不行。
本文要探讨的，不在于追究那些历史上资产评估过程中所存在的瑕疵，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尽管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让很多人挠破了头，但我们认为仍然它不是个关键问题。
二、国有资产交易中的管理
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在它的国有资产进行交易过程中，仍然要去认真看待这个国有资产中还蕴含着哪些国有资本，还有哪些潜在的国有资本参与了，国有社会能量资本参与了，但是没被分辨出来的，未被评估的价值，未被计量的资产，这才是社会最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再回忆一下狭义国有资本的阐述：
立即，我们会发现这些狭义国有资本当中，有一些其实是附着在企业经营的深处，改制过程中，狭义国有资本多年投入所堆积而成的某些特殊优势——产业地位，竞争格局中的优势、标准、权威、习惯、认可、信赖、看法、印象，某个模式的提出，某种理论的占有，著名的企业家或科学家，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事件，领导人的关怀，协会地位，新闻报道，社会舆论综合而成的光环效应，等等。这些因素仍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有时候是很长时间）发现难以忽略的作用，乃至产生巨大优势，表达为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和对竞争对手的不公平优势。
但在改制过程中，这些特殊因素并未被评估，因为没有一个资产评估理念能够先验地提出国有资本理应被评估，全球的资产交易与定价都是在所谓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内，中国这种特殊体制及其国有资本的形成，是没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可以指导。
这种难以被度量的特殊优势，我们通常以为可以通过公允评估基础上的拍卖、竞价、产权市场价格发现等手段，来实现其对价。
很可惜，现实中，越是圈子里，越是内部人，越高度理解这种特殊优势；越是外部人，越是圈子以外的人，越难以理解这种和企业发展历程、经营探索、特殊经验、自有资产及经营特色融合在一起的特殊优势。
于是乎，溢价与否，溢价多寡，就是一个良心账了。
是的，我们不该把这个特殊优势泛化，但有些格外突出的，不可再造的，难以企及的，非一即二的，顶尖的，独占的，类似垄断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难以被超越竞争力的特殊优势，也可以叫做特殊优势当中的“战斗机”，拿出来单独讨论。
如果有这种特殊优势，但当时没有对这种优势进行估值或正确估值的，是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的。
我们要探究是不是该企业改制完以后，仍然被社会上误以为是国有企业，而给了他一些绿色通道效应和信赖效应。这个企业改制完以后，是不是仍然还带着原有国有企业带给他的产业地位，特殊的政治关怀，这些将会非常不公正的影响市场。
这些特殊资本并没有获取对价，以及该企业在改制完以后，是否仍然能够更早期接触到政府规划，甚至更深刻地接触到政府的变革意图，能够早于社会获得很多先机，进而继拥有了灵活的机制，又拥有了红帽子优势，尤其是那些从事金融、地产、医疗、重化工业、高科技、军工装备，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重大产业布局的企业，往往在改制完以后，仍然是朝中有人，规划口有人，政策口有人，金融口有人，这是我们真正要
国有资本和有关于国有资本如何作用于国家社会、作用于发展、作用于国家竞争的探讨，不应该冷下去。
当下的很多青年人只知社会资本，只知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基金和企业，不知有国有资本，不能从资本角度解释中国的成功。即使是大量的考公务员的同学，充其量是从政治高度上认识了中国的优越性，但是并没有从经济规律上认识中国制度的优势。所以，国有资本的认知还应深入讨论。
大量的国资系统的工作人员，更应认真地研究国有资本理论，它也从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说明了国资委为什么要向上对接政府、发改委、财政、国土、自然资源等多个厅局委办。为什么国资委管资本了以后，一下子和政府之间又张开如此宽广的对接之手，同时国资委又要对外设立资本运营部等部门，对社会形成庞大的合作界面，以及国资委为什么要通过两类公司、产业集团去引领区域的国资布局，这些是为什么？
当然，这也从某种角度上给各地的主官们在提一个醒，既要研究区域发展理论，更要提出区域国有资本创新与打造理论，要在更深刻的维度上驱动本地特有的国有资本创新。如果实在创新不了，也要驱动资本的集结，在某些角度上，在某些方向上，在某些层次上，高密度结构的国有资本的集结，通过不均衡的结构缔造本地发展的新势能。
既要广泛学习、消化、吸收，又要独创；既要“以正和”，又要在特殊的地方“以奇胜”。这也许是主官围绕着国有资本，要打开的一个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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