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复旦新学术，作者王格
复旦新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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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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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推出的是豆瓣评分高达9.3分的《中国哲学简史》导读，这本著作是多位学人的推荐必读，也是不少人读过或者想读的经典。经典总是常读常新，跟随今天的推文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导读
■作者：王格（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内容来源：《品味经典》（第二辑）
关于《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新世界出版社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是首部英文版的中国哲学通史读物，它以简明扼要的篇幅叙述了自先秦至民国两千多年的整部中国哲学史。问世数十年来，这本书在海内外影响十分深远，是中国哲学入门的首选必读书。
年，冯友兰先生（—）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以下简称《简史》），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它本来是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哲学通史读物，主要面向西方读者。随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读者自身的中西文化鸿沟不断缩小，对中国读者来说，这部《简史》同样极富可读性和启发性，成为中国哲学入门最为经典的通识读本。
同中国现代大学里产生的很多学科一样，“中国哲学”也是以源自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学科方式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因此，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其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人士。由此可知，是西方人在西语世界里最早讲“中国哲学”（拉丁文PhilosophiaSinica，即英文ChinesePhilosophy）。在日本人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并逐渐在东亚地区通行之后，“中国哲学”这一汉语表述也就随之成为东亚本土学者通行的学科范式表达。简言之，“中国哲学”这一名称的实质是“哲学”开启了它的中国叙事，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走向现代和面向全球，进行新的书写。
因此，冯先生虽然不是书写“中国哲学”的首创者，但他无疑是这一进程最重要的推动者。冯先生一生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主要有所谓“三史”，分别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中国哲学简史》最为通俗简短，它以不大的篇幅深入浅出叙述了整个中国哲学史。目前国内通行有涂又光（—）、赵复三（—）两位译者各自的中译本，译笔各有千秋。其中，赵复三译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流传较为广泛，本文主要据此译本。
一、中国哲学的特征
说到“中国哲学”的特征，其实就预设了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比较。“比较”就意味着彼此不仅有诸多不同，也有若干共性前提，否则就没有比较的必要。在冯先生看来，“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包括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和有关知识的学说（《简史》，第3页）。虽然“哲学”来自西方传统，但冯先生对哲学的这一概括是全新的，西方人以前没有这样概括过。这是因为，冯先生试图将东西方不同的传统纳入其中，即先归纳出它们的共性特征，然后在此前提下再进行差异的比较。
那么，中国哲学的特点有哪些呢？冯先生并没有如很多同时代人那样，简单罗列出若干点，简单比较中国如何而西方如何，而是深入哲学与宗教、出世与入世两个核心主题，挖掘中国哲学精神传统中的内在张力，并凸显出正是这些张力与西方有所不同，而不是截然二分。
中西哲学之不同，更体现在中西哲学家表达方式之不同。在冯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家的表达方式至少有两个鲜明特征：（1）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因而也不存在专门的哲学著作，这导致中国哲学文本书写往往不连贯，文体上多呈现为语录和书信；（2）中国哲学家多用格言、比喻和事例等说理，语言富于暗示，这跟中国文学艺术等一样，与中国哲学精神传统本身有关（《简史》，第9—11页）。
这两个鲜明特征都是来自中西传统主流哲学文本的对照。不过，当我们在做诸如此类中西之间横向比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古今之间的纵向维度。就西方传统而言，古典时期（古希腊罗马）与中世纪的哲学，或者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风格也迥然不同；而西方哲学传统中，也有采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表达的，比如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沉思录》或者帕斯卡尔（BlaisePascal，—）《思想录》等大量随笔沉思性质的哲学作品在西方哲学史上亦屡见不鲜。西方哲学传统内部流变的差异，有时候甚至超过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中西之别。同样，就中国传统自身内部而言，汉学与宋学或者经学与理学所代表的哲学也旨趣各异。
正是在这些古今中西纷繁多姿的思想交流中，彼此之间有了参照系，从而不仅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也刺激着彼此不断创生新的有活力的哲学思想。冯先生身处西学浪潮全面席卷的时代，认为是时势造成只有“中国哲学史”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但事实上，早在四百多年前的明清之际，西语世界开始书写“中国哲学”，中文世界里的交流人士也纷纷书写“西学穷理”，乃至来华耶稣会士高一志（AlfonsoVagnone，—）首次以中文撰述“西学”，大谈诸如“修身西学”（今译“伦理学”）、“齐家西学”（今译“家政学”）、“治平西学”（今译“政治学”）等。
可见，对“中国哲学”总体特征的书写，是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之中被不断比较、归纳出来的。中国哲学源远流长，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是自16世纪以来的新学术。
二、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书写中国哲学，就要面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本身，这便是“中国哲学史”。在早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里，冯先生区分了“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将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百家时期称为“子学时代”，而将秦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哲学史通通称为“经学时代”，其褒扬前者、贬低后者之意十分明显。这一划分实际上是要解决胡适书写《中国哲学史》时面临的困惑：先秦诸子之后，自秦汉至清代的中国哲学史如何书写？冯先生用传统的“经学”一词概括后者的共同特征，即后代哲学家都是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创发和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与胡适等人一样，冯友兰期待“贞下起元”，开启新的子学时代。
可是，在《简史》里，冯先生并不刻意去强调这一划分，而是去掉“子学/经学”这一多少略带对立色彩的框架，转而大致按照年代叙述中国历代哲学思想，其结构显得更为扁平化。这一做法可能是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尤其避免“经学”“子学”这一类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语境因而需要费力去解释的字眼。
虽然《简史》对先秦诸子的叙述仍然用了较大的篇幅，但此书对历代思潮有了更为平等的重视，并使用Neo-Confucianism（“新儒家”或“更新的儒家”）来指称整个宋明理学，突出其“新”的一面，而不再过多强调其隶属于所谓“经学时代”，即立足于对早期经典的诠释。如此一来，《简史》的叙事风格更接近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
与之相应，冯先生将魏晋玄学称为“新道家”（Neo-Taoism），这一译名十分精妙。它不仅避免了不可译的“玄学”一词，而且与“理学”（Neo-Confucianism）对应，英语世界的读者由此可以直观感受到：魏晋玄学之于先秦道家，正如宋明理学之于先秦儒家。
如此一来，《简史》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先秦诸子哲学（第3～15章）、秦汉帝国哲学（第16～18章）、魏晋玄学（第19～20章）、中国佛教（第21～22章）、宋明理学（第23～26章）、近代西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第27～28章）六个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样的分期成为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典范，至少目前为止，国内各高校院所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皆是如此。甚至对冯先生中国哲学史书写持激烈批评的学者，如中国港台地区学人劳思光（—）、韦政通（—）等，在其各自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中，也都采用了同样或类似的分期框架。
三、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近代中国学人将学术史的书写典范追溯到学案体，学案体虽然往往有“小序”归纳主旨，并有若干按语评论，但主体部分突出的是原始文献，更类似于原著选编。当然从文献选编角度来看，学案体又是基于道统传承谱系，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从学案体的原文顶格、按语退格，变为哲学史的阐述顶格、引文退格，这一呈现样态的不同就揭示了哲学史书写与学案体编纂的重大差别。
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冯友兰早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虽然已经具备哲学史书写的基本特征，甚至论述框架有过强之嫌，但它仍然保留了学案体的一些痕迹，尤其表现在征引原文较为丰富翔实。而在面向西方读者的《简史》中，冯先生则更为彻底地放弃这一呈现形式，而更加注重以自己的阐述为主，引文仅仅作为论述的辅助。事实上，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的论述，绝大部分在文体上更接近《简史》的风格，这可能是人文学术国际化带来的必然趋势。
哲学史的书写要兼顾哲学观念梳理和历史发展叙事，因此在冯先生《简史》中，每章的小节标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核心人物为中心，一是以核心命题为中心。如此一来，“思”与“史”并茂，将中国哲学史最精要的内容充分融入有限的篇幅。有人批评冯先生的哲学史没有哲学，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在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中，哲学论述可能过分利用了新实在论的框架，造成在宋明理学部分的义理论述中存在若干偏差；与此同时，冯先生对佛教义理缺乏深入研究，
佛教部分的阐述较为浮泛，不够深入。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门通识读物，能带给读者最基本、最精当的中国哲学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语世界里，陈荣捷先生（—）走上了另一种书写路径，编译出《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SourceBookofChinesePhilosophy），其书写方式更接近于学案体。事实上，陈先生的道统意识也更为强烈，他说自己“梦也周程朱陆王”。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版
四、中国哲学与社会
冯先生在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强调中国哲学的社会背景，在写作面向西方读者的《简史》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全书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中，冯先生简要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特征，这些与欧洲不一样的特征无疑是塑造中华民族基本思维、观念和文化的“土壤”。除此之外，在全书各章节，冯先生都十分重视不同时期“社会背景”“政治状况”等与时代思潮、哲学思考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突飞猛进，刺激和冲击了传统的人文领域，这一时期的很多哲学研究都开始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