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那年，文坛大咖欧阳修，受命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
正是春寒料峭时，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满怀希望，进京赶考。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那是当时千万读书人毕生所愿。
这一年，宋仁宗嘉祐二年（），看似平凡，其实并不平凡的一年。
从当年正月初六，欧阳修权知贡举，到三月初五，奏名进士，各科共录取人，其中，进士人。
一甲三名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都不认识？没关系。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
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
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这一年试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
壹苏轼与苏辙是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进京的。
老苏很励志，年少时读不下书，四处交游，快意任侠。等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才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自27岁始，苏洵发奋求学，曾连续六、七年宅在家，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并立志，学业未成，绝不提笔写作。
什么时候开始读书，都不算晚。大器晚成的苏洵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者，开创蜀学。
有些遗憾的是，苏洵一生都没考中过进士。
希望就落在孩子们身上了。嘉祐二年，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进京参加省试（相当于明清时的会试），一举成功。
苏轼、苏辙考中时这年纪是什么概念呢？
可说是天纵之才。
要知道，清代的才子蒲松龄一生考了N次乡试，一直到70岁，连个举人都没考到，更别说进士了。当然，也正是因为屡试不第，聊斋先生才有机会为我们留下一部名著。
苏轼与苏辙的成功，有一定原因是搭了当时古文运动的便车。
宋初曾一度流行西昆体和太学体等文体，其中，西昆体矫揉造作，太学体险怪艰涩，都是文坛*瘤，却受到广泛推崇。
作为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看不下去了，想趁这次试举好好整治不正文风。
评策论的考卷时，欧阳修的好友，同时也是考官之一的梅尧臣，发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新颖独到，行文不落俗套，让人叹为观止。
欧阳修一看，确实不得了，策论第一舍他其谁，又转念一想，这该不会是老夫的弟子，曾巩所作吧？
为了避嫌，欧阳修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到名次揭晓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竟出自苏轼之手。
欧阳修心悦诚服。
只是，苏轼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实在想不起出自何处，对此耿耿于怀。
后来，欧阳修当面问起苏轼。苏轼说，那是我编的啊！
有才的人叫创作，无才的人那叫瞎编。
欧阳修还是不住给苏轼点赞，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
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宋仁宗在读过苏轼兄弟俩的文章后，那叫一个激动，当即立下flag：“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后世也都领会苏东坡的旷世才情，直至今天，中小学教材中要求“背诵并默写”的，除了李、杜的诗，最多的就是苏轼的词了。
苏轼一点儿都不考虑学生们的感受，相比之下，乾隆皇帝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就没有一首收录在中小学教材里，多么爱护祖国的花朵。
贰欧阳修会错把苏轼的文章认成是曾巩的，是因为他对曾巩这位得意门生相当看重。
唐宋八大家中，最没存在感的，曾巩要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可在宋人眼中，曾巩可一点儿都不打酱油。在文学上，他主张遵经明道、文道并重、文以经世，是古文运动的中流砥柱。
自打年轻时，曾巩就是欧阳修的小迷弟，常以欧阳修为表率，“言由公诲，行由公率”。这才是追星的正确姿势。
年轻的曾巩鼓起勇气，给偶像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上自己写的《时务策》。
欧阳修毕竟是位善于发掘人才的伯乐，史书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看到曾巩的文章，欧阳修十分赞赏。可惜，曾巩这人时运不济，他擅长写文章，但应试能力太菜了，一直被埋没。
于是，欧阳修撰文为这位粉丝叫屈，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赞扬了曾巩一番，还顺便把当时的选官制度批判了一下。
欧阳修说，不是你的错，全是考官的锅。由此可见曾巩的才气。
在欧阳修的鼓励下，曾巩锲而不舍，终于在嘉祐二年高中。
这一年试举，北宋古文运动旗开得胜。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为文坛注入新鲜血液。
叁嘉祐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曾巩的弟弟曾布。
曾巩潜心治学，在*治上鲜有成就，而曾布就不一样，他踏入*坛如鱼得水，日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新*的得力干将。
这人脾气犟，为人刚直，倒是和他上司王安石很像，被梁启超评价为“千古骨鲠之士”。
打虎亲兄弟。嘉祐二年，有好几对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等。
不过，那个时代，对后世思想影响最深的，还属理学家“二程”兄弟，程颢、程颐。
其中，程颢也是嘉祐二年进士，而程颐虽然名声在外，但和苏洵一样，一生都没考中进士。
兄弟俩师承濂学开创者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本原，“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张，开创洛学。
而后来与程朱理学齐名的陆王心学，实际上也肇始于程颢。
兄弟俩可说是引导了以后几百年思想史的发展。
嘉佑二年，榜上有名者，还有另一位理学家张载。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算亲戚关系，还是二程的表叔。
叔侄关系很不错，二程就差唱起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程颢常和张载在寺庙中坐而论道，叔侄俩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程颢豪言，古往今来也就咱俩聊天可以聊到这个高度。
人生在世，总得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张载没想挣一个亿，却留下万古流芳的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说是历代读书人的崇高理想。
可惜，宋代以后，作为官学的理学逐渐变得压抑变态，以至于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二程和张载等人的理想彻底跑偏了。
肆科举说到底是选官制度，不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嘉祐二年涌现了这么多文化名人，自然也少不了*坛精英。
从神宗在位时（—）的王安石变法，再到哲宗在位时的（—）元祐更化、绍圣绍述，都有嘉祐二年进士们的身影，新*中有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中间派及旧*中则有苏轼、苏辙、程颢等。
双方在朝堂之上明争暗斗，甚至各自*派内部也矛盾重重。
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事，开始执掌*权，主持变法。
吕惠卿是变法的二把手，在老王眼里，小吕是位好同志。
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11岁，常一起讨论经义，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王安石变法，事无巨细，都要与吕惠卿商量，大部分章奏出自吕惠卿之手，青苗、募役、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
有我老王吃的，就有你小吕一份。可是，吕惠卿这人不厚道。
王安石还在前线振臂高呼：“兄弟们，上啊！”回头一看，自家人都在互撕。
先是，吕惠卿和曾布交恶。
熙宁三年（），吕惠卿因父丧离职，曾布暂代他改定募役法。
等到吕惠卿回朝，发现曾布擅自改动了自己拟定的新法，丝毫不念及自己的劳动成果。
吕惠卿一向小家子气，和曾布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熙宁七年（），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
市易法是为抑制兼并、增加财*收入实行的新法之一，市易务是市易法的执行机构。
市易法的原则就是由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
曾布不得要领，指出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派官吏到各地购买货物，禁止商人先交易，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
吕惠卿趁机利用曾布这直性子，诬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
此案导致曾布被罢官，这是新*内部第一次分裂。
同年，王安石因朝野舆论，第一次罢相。
吕惠卿接任参知*事，瞬间自我膨胀直得瑟，完全忘了自己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执掌朝*后，吕惠卿任人唯亲，专横跋扈，借机收拾*敌。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劝他少沉迷玩乐，王安国却反要老哥远离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吕惠卿。
吕惠卿上台后，将王安国削职放归乡里，没过多久，王安国就病死了。
这可是恩人的亲弟弟。
吕惠卿垂涎新*领袖之位，不肯让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推荐任王安石为节度使。
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慌哒。
王安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疲于奔命。
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治中心，被新、旧*共同嫌弃。
忘恩负义，真的会遭报应啊。
伍与此同时，旧*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从熙宁年间就对新*连续炮轰。
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同伐异。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极具代表性。
章惇是苏轼多年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
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章惇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
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当场就不爽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两年后，重头再来，又一次考中。
社会我章哥，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
元丰二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
章惇不惧被新*同僚排挤，仗义相助。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
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23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了。
谪居*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来打发度日的，不过几亩薄田，几壶浊酒。
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鸡”。
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在*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诗帖》。
“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郁郁不得志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
《寒食诗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陆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力主废除新法，新*倍受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被召回朝，这会儿轮到章惇倒霉了。
元祐元年（），司马光等旧*上书要求废除募役法。章惇据理力争，立刻遭到旧*攻击，其中还包括苏辙写的的论状。
一向自视甚高的章惇，心都凉了，不久就被贬知汝州，元佑年间一直被贬到岭南，比苏轼当年还惨。
狂傲的人一旦自尊心受到打击，难免都会性情大变，章惇正是如此。
元祐八年（），宋哲宗亲*，次年改元绍圣，再次起用章惇、曾布等新*旧臣，恢复变法，史称“绍圣绍述”。
章惇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而他重新得势之后，便对旧*进行报复，他对老友苏轼的最后一丝仁慈也消耗殆尽。
绍圣元年（），苏轼作为旧*分子，遭到清算，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苏轼继续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好不逍遥自在。
章惇可没有苏轼的气度，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内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惯苏轼的潇洒，心里满是愤恨。
章惇给苏轼挪个地，直接将其贬到最偏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州）。
此时，苏轼已年近六十，去了，恐怕就没命回来了。
柒元符三年（），年仅24岁的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子嗣。
风头正劲的新*再次诠释，什么叫，生命不息，内斗不止。
章惇和曾布在立储一事上起了分歧。
曾布等人认为，应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
孤傲的章惇站在众臣对立面，认为赵佶“轻佻无行”，不宜继承大统。
这一回，章惇站错队了。众所周知，赵佶，便是宋徽宗。
徽宗即位后，章惇被罢相，贬出京，5年后，病死于湖州团练副使任上。
就在章惇被贬的这一年，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
第二年六月，苏轼途径京口，偶遇章惇之子章援。章援是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时考中的进士，与苏轼有师生之谊。
章援担心，一旦苏轼被起用，会报复章家，因此怀揣不安与苏轼通信，请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对章惇一家多多关照。
苏轼当即表态：“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当初，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如今，苏轼不仅没有怨恨章惇，反而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友人的关爱。
在乌烟瘴气的朝廷，这样的博大胸襟真是难能可贵，与章惇的心狠手辣形成了鲜明对照。
遗憾的是，苏轼等不到施展抱负的那一天，也等不到章惇的和解，65岁的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章惇离京后，曾布本有机会一家独大，偏偏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权臣，蔡京。
蔡京先是揪住了曾布的把柄。
曾布有意提拔自己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说：“官爵是陛下的赏赐，宰相哪来的权力私自授人呢？”
曾布在朝堂之上，与蔡京争辩，没想到越说越激动。
蔡京的亲信，尚书右丞温益当面呵斥，甚至直呼其名：“曾布，你怎敢在皇上面前如此失礼？”宋徽宗对曾布开始有些不耐烦。
随后，蔡京又想对曾布加以贪污的罪名，命开封知府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进行威逼利诱，以此来给曾布罗列罪名。
这个吕嘉问，正是当年市易务案中被曾布弹劾的那位。曾布估计跟他八字相冲，这辈子倒了两次霉，都跟他有关。
失去了宋徽宗的信任，曾布被一贬再贬。
大观元年（），72岁的曾布在润州知州任上去世，嘉祐二年进士中的最后一位权臣黯然落幕。
在*坛上几经浮沉的曾布，功勋卓著，日后却与章惇、吕惠卿等一起被史官列入《奸臣传》。
而他哥哥曾巩，一生为官廉洁，一心专研学问，在《宋史》中被给予了很高评价，其文章与王安石、欧阳修齐名，“卓然自成一家”。
同年考中进士的兄弟俩，评价如此大不同。
章惇和曾布先后离京后，宋徽宗命蔡京将前两朝参与“*争”的大臣列出来，整理成一份黑名单。
于是，蔡京七拼八凑，找出“元祐*人”名，将这些人定为奸*。苏轼、章惇、曾布等赫然在列。
宋徽宗不许*人子孙留在京师，且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随后由蔡京手书姓名，发至各州县。
这些英才，斗争了大半辈子，最后居然什么也没得到。
嘉祐二年初春，士子们踌躇满志，一心为国效力，却在不知不觉间分道扬镳。
有的人眼睁睁看着理想破灭，有的人在漫漫长路上迷失，还对同年举起了屠刀。
或许，官场上，从来就只有利益，没有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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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年版
曾枣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
王连旗：《北宋嘉祐二年进士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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