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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究竟是历史还是传说,是中国古史研究中久讼不决的一大结症。
经历了两周至汉代的“层累地创造”,和后世一味信古、泥古的传承,至上世纪初叶,随着现代史观的传入,古人,特别是姬姓周人煞费苦心经营的古史系统,伴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顷刻间土崩瓦解。
所幸,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以及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的辛勤探索,用大量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史传说,除“层累的”帝王世系血统以外,其绝大部分内容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而决非古人的向壁虚造,为纠正和扭转过度疑古、非古思潮起到了很好的正本清源作用。
1、三代是虞夏商还是夏商周?
时下,史学界在论及先秦史时,常用“三代”一词来指代“夏商周”。
这种提法最早见于《论语·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在这里,“三代”的含义仅限于夏商和西周。不过,在先秦典籍和其他早期文献中,还有“二代”、“三代”和“四代”的不同提法。
《论语·八佾》: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指的是西周君主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失误,即所谓“殷鉴不远”。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早期文献中的“三代”与今人之“三代”所涵盖的内容仍然有着质的区别。
《墨子·明鬼下》:
“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
将虞夏视为一代而与商、周对举。
《墨子·尚贤中》:
“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
将“尧舜、禹汤、文武”六位圣贤两两合并为三代。
《墨子》之《尚贤下》、《天志中》、《贵义》、《鲁问》等篇均作如是观,可见当时“三代”的含义还不固定。
此后,“三代”则似乎定格为“虞夏商”,如《荀子·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
荀子所谓后王,实指周王,故“三代”应仅限于“虞夏商”;《淮南子·泛论训》:“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太史公自序》:“《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
更为清楚地将“周室”排除在“三代”之外。
古今“三代”之内涵的种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理论的引入,学界据以将夏王朝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虞舜则因其“帝位”的“承”、“传”都采取了禅让的方式,据说是“不符合国家起源理论界定的权力更替模式”,故而被排除在早期国家之外。
2、虞夏商周与夏商周
细审相关文献对三皇五帝的表述,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有趣现象:
其表现就是古帝的年代越是久远,其出现的反而时间越晚,记述也比较简略。
即以五帝而论,从*帝至于帝喾,不过寥寥数语,对帝尧的描述也只是一个大略的框架。唯有帝舜,事迹相对系统且较为具体。
故而,在“祖述尧舜”的儒墨两家看来,继帝尧之位,开创了“可供后世效法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虞舜,与缺乏实证的所谓“五帝”原本没有多少干系。虞舜作为一代帝王,去古未远,又留下了相对丰富的具体史料,从而使记述者有可能将其区别于其前的诸帝,故而以“虞夏商周”四代连称。
如《大戴礼记》就设有“虞戴德”和“四代”专章。夏商周三代正是承袭了虞舜所创立的典章制度,才得以兴盛。因而“四代”联称就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常见的表述方式。
《国语·鲁语上》:
“有虞氏禘*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侯氏禘*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韦昭注引祭法谓商人褅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侯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
这是鲁大夫展禽在抨击当*者滥设国祭时讲的一段话。很清楚,在展禽和当时人们的眼中“虞夏商周”是接连兴替的四代王朝。这种表述方式在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的传述中屡见不鲜。《尚书》所载古史就是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的。《大戴礼》更是以《四代》作为篇章标题。
这些例证都将有虞氏一代视为依次建立的“四代”王朝之首,都以虞舜为国家*权和相关典章制度的创始者和后世效法的楷模。
3、中国上古史与摩尔根学说比照
比照传说时代有关人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大致定位:
有巢氏大约处于人猿相揖别的亘古时期;
燧人氏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大约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亦即旧石器时代早期;
庖牺氏所处的时代约当蒙昧时代的中高级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神农氏、陶唐氏名号所表达的历史含义为定居、农耕和制陶,此三点正是新、旧石器时代分野的标志。
换言之神农氏以降,包括*帝在内的五帝,都应该属于考古学上的广义新石器时代。
神农氏所处的时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约当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
考古学界对于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的划分,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根据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总体发展状况,参照诸如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等学界较为公允的意见,我们以距今年以前至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至年前后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至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时代。
距今至年为龙山时代,已出现零星的铜质器具,故而区别为金石并用时期,其后段,即距今至年,又被称为“龙山文化时期”。
根据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对古代社会发展模式的界定,上述各个阶段大致分别相当于文化人类学中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时期、母系社会的繁荣期、父系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事民主制时期,后者亦称“英雄时代”。
年以晚已进入夏王朝的积年范围。
文明探源工程的各种数据也表明,“龙山时代”下限的绝对年代也在年以晚。
故有虞氏一代的积年范围大约应该在龙山时代早期,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和龙山文化早期。
年,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根据血缘关系、婚姻状态,将社会组织形态分为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婚姻、世系表达形式,如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对偶婚制等等。
并进一步将蒙昧和野蛮时代分别细分为初中高三个发展阶段。
认为蒙味初级阶段的特征为人类以植物果实为生,分节语言已经产生;
中级阶段始于食鱼和用火,终于弓箭发明;
高级阶段始于弓箭,终于制陶术发明。
野蛮初级阶段始于制陶术,终于驯养动物或使用灌溉种植和使用土坯和石头建筑房屋;
中级阶段始于动物饲养、灌溉农业,终于冶铁术发明;
高级阶段始于铁器制造,终于文字的发明和使用。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