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何利用外资对中国专业化产业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将阐述个人观点。
1.研究结论、建议和展望
本文通过理论梳理和机理分析引入“利用外资—产业集聚—经济高质量发展”统一分析框架，着眼于产业层面的异质性，对外资进入和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前提条件以及产业集聚在相关因果链条关系中所承担的特殊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以解构三者关系。解构思路为，以利用外资、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基础，以FDI在产业聚集经济效益中的特殊作用为路径，以经济质量对集聚效应的反向回馈为补充。本章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利用三者的链条关系从FDI和集聚角度探讨本研究结论的*策启示，给出具体建议。
2.研究结论
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与日俱增，占全球外资引进额比例高，但增速已放缓，占我国GDP比重也逐渐降低，在外部环境恶劣而中国经济发展稳定的环境下，我国FDI规模仍然稳定扩张。三次产业利用外资极端不均衡，流入第三产业的外资规模增大，二次产业减少，其中流入制造业占比下降，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高。四大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各省市利用外资规模均不平衡，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差异缩小，西部存在陕西、四川等头部省份，而东北地区FDI规模占比降低且个别省份规模锐减。
中国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各类型的产业集聚在中国各地区空间分布不同。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呈东高西低的阶梯式排列，东部沿海地区省市、东三省和四川重庆均有不同程度的因*策推动而促进当地的制造业发展与集聚。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中部较不健全。协同集聚水平因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而产生动态变化，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亟需建立契合时代需要的经济发展绩效水平评价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指导各地开展适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遵循，从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选取了28个代理指标形成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得到-年我国0省市的高质量发展得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升，共享维度增长显著，协调指数小幅上升，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维度程度略有下降，创新发展水平低下。
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从静态、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利用外资和产业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奠定研究相关关系的基础，研究发现：利用外资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验证了制造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相关关系，目前我国平均制造业集聚水平已越过拐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正向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为倒U型关系，前期正向促进后期存在抑制可能性，以各省份生产性服务平均集聚水平计算发现目前平均边际效用仍为正，尚可促进经济发展。而协同集聚在取值范围内仅为U型关系的左半支，单调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对FDI经济效应的影响与作用，研究相关关系中是否存在起桥梁作用的中介者，为作用机制研究提供参考。FDI代表着资本、外来知识和技能等生产要素，FDI本身的集聚对不同类型产业集聚产生异质性影响，或引导巩固或抑制排斥，FDI可显著加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却抑制着协同集聚，促使其分散，外资进入的目的更倾向专业化。结合异质性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可得出，外资利用规模和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专业化集聚水平继而促进经济发展，而引入外资将会阻碍协同集聚的深化，继而阻止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发挥负面作用。
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部分由FDI作用于集聚，集聚作用于经济的通路发挥作用，受产业集聚的调控。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宏观条件对内部元素起支配作用也受内部元素反向作用。综合来看，当经济条件达到一定高度时，各类型产业集聚均可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协同集聚作为更高级更复杂的产业集聚协作方式，依赖于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目前仍有一半地区宏观经济环境不佳，使得协同集聚无法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转而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专业化集聚如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正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深化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
利用外资对中国专业化产业集聚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推动着中国各地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形成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构筑良好外部流通环境，才能更好增强双循环联动效应，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开放，封闭经济无法促成经济的良好循环。
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必须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着力推动制度型开放，形成稳定的可预测可依赖制度，消减模糊空间所带来的体制阻力。强调市场经济中外来资本的重要性，引鱼入池，认识到在合理配置下外资进入不会损害国本，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谨防民粹主义以及制造对立的商业营销对企业“血统论”的恶意挑剔针对，支持中国本土企业，但不针对产品质量、*治立场等方面无可指责的外资企业。积极落实对外开放的国策，延续使用负面清单的做法，放宽外资进入门槛，持续优化外资进入流程，完善外商投资制度，压减外资进入的困难，积极展开招商引商活动，用中国的广阔的市场和稳定持续的经济回报吸引外资进入。
开拓长期友好协作关系，推动更为多元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及投资协定落地，推动外资来源地多元化。对引资项目定期审查，要求汇报项目进度，防止引资过度、恶意引资、虚假引资等行为危害国家安全，防止外资规模下滑和大规模迁出。同时注重引资用资，评估实际落地资金，防止引而不用，虚假引资。坚守引资总量规模基本稳定发展，外资内资相互促进循环从而保证经济活力迸发，实现国家战略，维护两个稳定。
4.优化引资产业方向，促进内外资产业融合发展
在保持引资总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持续调整优化引资方向，以“产业互补、互利共生、招才引智”的原则开展引资活动。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外资企业的规模与产值不应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内强则外强，要有内强和外建的基本思维和引资策略。建立科学的引资质量评价体系，做好提前谋划，结合《“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梳理本地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评估引资项目与产业优化升级之间的关联度与契合度，吸引与本地目标产业或已有优势产业相匹配的项目，从而避免出现引资项目与当地实际脱钩，难以落地推进，引资目的难以实现的困局。特别的，要注重保持制造业引资比例相对稳定，避免因外资投入结构不均而导致经济整体结构性失衡的可能。
尽管我国制造业比重已呈下降趋势，但中国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仍然不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业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还存在较大的引资用资需求，用牢稳的外资规模保障他们的发展空间。目前制造业集聚已越过拐点，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正能量，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产业关联与溢出能力仍然优异出众，运用较大外资规模推动我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链价值链向上攀升、制造业地位提高的目的。
引资时积极促进企业间知识交流，为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转移提供*策优惠，注重引资项目对本土优势的培育能力，注重引资项目对产业创新的带动能力，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向上攀升。开办商业展会，搭建常驻交流平台，*府、社会机构和企业等各主体要充分发挥能动性，与进驻的外资企业产生经济文化互动，实现开放融通，开放合作。
5.推动引资区域均衡，共享对外开放机遇
从结论可知，我国东部FDI的聚集强力促进着当地的专业化集聚和经济发展，导致我国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当地*府应立足新发展理念查找并弥补短板，增强其对FDI的吸引力，使各地均能享受FDI带来的红利。转变经济发展观念，不以经济总量的提高为唯一标准，摒弃经济发展唯数量论的落后观念。坚持新发展理念导向，辨明自身经济质量的水平与阶段，结合定位和任务分析阻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具体来说，要从发展理念五维角度明确影响当前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与症结，评估其影响力度，还要从引资效率与规模、先进产业集群的构建、人力资本的培育、城镇化发展的节奏、*府调控的领域与收益、人口规模的维护和信息化优势的结合等角度入手，推演查找薄弱点突破点，完善落后子系统，补齐短板，避免“木桶效应”。
特别的，在基础设施劣势方面，中心外围理论认为运输成本影响着产业集聚的方向，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较差，距离国际市场以及中国东部市场距离较远，区位劣势弱削减了其吸引外资的能力。均衡发展策略表明，对于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如基础建设应由*府牵头推动或给予财*支持以有效弥补其区位劣势，强势打破其经济低质量发展的趋势。地方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调，将自身接入地域或全国交通网络，降低外资以及其他要素资源集聚于此的流通成本与代价，满足形成集聚的重要前提条件，提升地区对FDI的吸引力。
注重构建*府与市场协调的软生态。*府应作为市场提供者、便利提供者、优质服务者，而非把控者。强化*府服务意识与能力，提高*府治理水平和效率，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产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打通引资全过程关键节点，模仿吸收构建全面可实施的引资细则，完善治理框架堵住方案漏洞，减少微观领域管控频率，让位于市场，整顿维护市场秩序，提高*策透明度，大方向把控持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提高软实力，打破因过度干预和无效干预而形成的人为壁垒，减少外资进入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