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唐代涉疾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除了可以读出有哪些疾病对其造成较多困扰外，还可以看到当其面对疾病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正统的医师方药只是这些知识分子有病在身时所采取的最基本治疗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向外寻求更多的救治方法。
(一)避居颐养
唐时的知识分子中虽不乏逸士隐者、方外高人，但更多的仍是士族子弟、官宦人家或习举子业之书生。这些文仕平日多生活在人口稠密、热闹繁华的坊市之中，而一旦疾病临身，较之继续留住在便于延医问药的城镇中心接受诊治，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暂时远离俗务，移居偏远的城郊、山林摄生调养。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撰有“退居养志”七篇，他提出人世短暂，应知所进退行止，适时避世养性，方可免除夭横之祸而延年长生。就诗歌所反映出的情况看，这一观点显然已被当时之文人士子普遍接受，并且在自身遭逢疾患时将之付诸实践。
有时士人们为了寻找合适的安身之所往往颇费心思，杜甫、白居易、许浑、张九龄等都留有述及病中卜居经历之诗作。
但显然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拥有充足的财力人功可以随心所欲的置地构屋，抑或当下所处之州郡只是其短暂宦游之地并无大兴土木的必要。碰到类似的情况时，士子们常会将临近之寺庙或道观权充退避养疾之所。
避居颐养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的治疗作用，今人很难加以确切评断。但对于平日或苦读强识、废寝忘食，或*务繁琐、应酬无暇的书生士子而言，暂时远离尘嚣、息心静养亦不失为一个助其恢复身体与精神的途径。或许真有如姚合诗云“自来江上眠方稳，旧在城中病悉除”的效果亦未可知。
(二)检方种药
在书籍印刷技术与识文断字能力尚未广泛普及的古代社会，阅览典籍、修习新知几乎可算是知识阶层的一项特权。而以唐代医学的整体发展程度言，还远未达到临证用药除非长期训练的医者、旁人全无置喙余地的高专业化程度。医药之道在诗文之士眼中，同样是只要有现实需要，即可研习、实践的学问。虽然不及医师之专精，但达到“其术足以自卫”还是有可能的。
是以唐代知识分子罹病之后，除了基本的延医请药，遵从专业人士的治疗建议外，还多有在将养其间亲自钻研医药理论，翻看集验方、本草图之举。
这些文人雅士们甚至自己采摘、种植所需药物。如在药物的采拾方面，吴融的“涔涔病骨怯朝天，谷口归来取性眠……已熟前峰采芝径，更于何处养残年”就记载了其常于山居卧疾之时，入山采摘芝草；张祜也在诗中记述了自己时而采摘药物、时而阅览医书的病中生活“病加阴已久，愁觉夜初长。坐拾车前子，行看肘后方”；王建还专有《采药》一诗，细述其入山菟寻诸药的经历。
在药物的植造上，岑参就曾在索居养病之际，边研究本草书籍，边尝试自己栽种药草，“卧疾不见人，午时门始开。终日看本草，药苗满前阶”；杜甫的“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姚合的“以病辞朝谒，迂疏种药翁”皆言其因病植药之事；柳宗元更有《种术》《种白蓑荷》《种仙灵毗》等多首详述自己栽培各种药物之过程及心得的诗作。
有时和合药物诗人也亲自动手，王建在记述其退居生涯的《原上新居十三首》中就曾提及修药、合药亦是其日常活动的一部分“锁茶藤箧密，曝药竹床新”、“陈药初和白，新经未入*”；白居易还曾特别学习过和药技艺，“柘枝紫袖教丸药，羯鼓苍头遣种蔬”，时而在养病时一边翻检医方，一边调和药物，“合和新药草，寻检旧方书”；皮日休“合药还慵服，为文亦懒抄”、张籍“作酒和山药，教儿写道书”等都曾亲和药物。
此外，这些文士之间还不时互相馈赠其所收藏的验方或药物，交流疗病经验。修习医书自我救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帮助诗文之士解决了一些基本的身体问题，但也并非时时都能尽如人意。如元稹在《哭女樊四十韵》中就曾提及、当女儿起初染疾之时，他曾试图自己对其进行治疗，然而疾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他的掌控能力，后虽遍请巫祝医僧等各色当时的治疗者，亦未能挽回悲剧。有时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严峻，文人们也难免感慨“新句有时愁里得，古方无效病来抛”。
(三)参禅修道
唐人在卧病之时常会多方寻求治疗途径，除了医家，唐代还有许多其他身份之人可充当治疗者的角色。作为具有较为深厚的学问修养与理性思辨能力的人士，知识分子们非到万不得已并不乐意求助于巫现，此点从两千余篇涉疾诗中提及延巫治病的不过二、三首即可略窥，元稹、白居易、李商隐、陆龟蒙等人还曾在诗作中讽咏南方民众遇疾过于迷信巫鬼的风俗。
而佛、道二教既拥有深刻玄奥的哲学理论体系，又确切掌握着一定的实际医疗技术，这无疑对染病在身的饱学之士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涉疾唐诗中有大量体现诗人病中同僧、道往来的作品。文士们不仅在身体上被动的接受这些人士的医药治疗，思想方面也深受佛、道二家的生命观与疾病观的影响，因而主动进行某些二教特有的修身养性仪程，如清修坐禅、斋戒调气等。
佛教在唐代实则受到各个阶层患者拥趸。甚至帝王皇室在感病之时亦不免祈求佛力保佑，早愈疴疾。唐高祖李渊尚未称帝之前，就曾为三子李世民之疾病向佛寺捐建功德，普通民众中希冀通过抄诵经文、捐赠施舍等途径获得佛恩、治愈疾病的更不在少数。
知识分子患病时同样相信医僧与佛教在治疗方面的力量，这一点从当时代表着佛教医学与治疗者的“医王”一词频频出现在他们诗词之中即可窥之，如“群生一何负，多病礼医王”、“渐闲亲道友，因病事医王”等。但文人学士病中礼佛的方式又与其他阶层有别，不同于皇家贵族的巨额物质拨付或乡野庶民的虔诚依赖追随，他们更多以朋友的身份同僧医交往，除了看病问诊，还畅谈玄冥佛理、品论世间万象。
不少作者在诗中都提及自己病中疏于交游，惟愿同僧者倾心相交、抵足而卧，如张籍的“闲游携酒远，幽语向僧偏”、许浑“病客与僧闲，频来不掩关”、白居易“僧至多同宿，宾来辄少留”、朱庆馀的“时复留僧宿，馀人得见稀”等等。避居卧疾索然寂寞之际，文士们还向佛友学习坐禅参悟，虽然未必真有医僧所说的治疗效果，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调试病中的心态情志。
文墨人物病中与道者交往的情形与僧人其实颇为类似，亦是作友人论交。且文人与道士间的交陪，气氛似乎显得更加轻松。他们会相约一同进行某些闲务，如游山、采药等，如卢纶就曾写有《蓝溪期萧道士采药不至》一诗，记载某次道友爽约采药之事。元稹的《和乐天寻郭道士不遇》文辞间也透露出揶揄之意，类似的情况在文士同僧人的交往中是绝然看不到的。且文士与道者交往，除了希冀疾病得以治疗外，更有对韶华常驻、长生不老的寄望。为此他们不仅在养疾调气等方面接受道者的指导，有时亦遵从道教章程，在特定的时日持斋守夜。
知识阶层对从事医疗活动的僧人、道者似乎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与信任度，在其诗篇中多有赠与这些治疗者的称颂之作，对其修为、医道大加赞美。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写给真正医家的赞誉、褒奖、感谢之诗寥寥无几，相反还存在质疑、批判当时医人疗效、风气的作品。心理预期与效果评价的双重标准的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落差，但尚不足以作为完整的回答，各中缘由，实亦值得深究。
(四)撰诗作文
除上述几种方法外，还有一项专属知识阶层的特殊治疗形式，即撰作谴病诗文。《谴疟鬼》一作是写给诗人心目中导致疟疾发生的疟鬼的。唐代医书中所载之疟鬼多与时辰相对应，各个时段发病的疟疾分别由鞭死鬼、烧死鬼、溺死鬼等不同疟鬼主之。但韩愈诗中所言之疟鬼又与此不同，更类似于汉代较为流行的疟鬼观念。
韩愈诗中称疟鬼“祖轩而父顼”，显然是承袭《论衡》中的说法，可能其对疟鬼的认识更多来自前代的哲学典籍而非同时期的医著。而无论韩愈疟鬼观念的思想来源如何，其撰作诗文之目的是明确的，即通过质问疟鬼的行径、向疟鬼分析其在世人逗留的不良境遇、从伦理道德角度对其提出批评、美化其归处加以劝诱等层层深入的方式，最终达到“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违”的效果。
类似的治疗方法在世家大族具备相当知识修养的女性中亦有应用。如唐代以博学善文而知名的女官宋若昭尚宫即在其《牛应贞传》记载了相关事例：
牛肃的长女牛应贞自幼颖慧过人，弱龄即博通经史，因病而作《魍魉问影赋》，其自序言“庚辰岁，予婴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瘳。感庄子有魍魉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赋词正文模拟魍魉与自身之问答，辩论是应及时“触忧释疾，怡神养寿”，还是该修短随化、穷通任时，最终魍魉被作者所说服，“请终身以藏屏”。
从《魍魉问影赋》的序言中可以看出，牛应贞之所以要撰写此文，是因身罹重患，医药惘效，而终极目标亦十分确切，即“庶解疾焉”。牛应贞所患究竟为何病传记中并未言明，而其所设定之论争对象“魍魉”如前引《论衡》所述，同样枉死之疫鬼。作者希望通过文辞辩驳，使魍魉心悦诚服，主动避藏，从而实现驱疫疗疾的目的。
撰写遣病诗文所以成为唐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治疗方式，大抵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在中古社会，即便最具理性思维的知识阶层，也不能彻底摆脱鬼神观念，其时专业医书如隋之《诸病源候论》、唐之《备急千金要方》等著作中都不乏鬼神致病的记载。而若仔细阅读谴病诗文可以发现，作者往往是在接受过方药、针灸、咒禁等各种方法的治疗，但仍无显著效果之后，才迫于无奈，尝试通过写诗作文的方式与致病鬼神沟通。
其二，咒禁疗法作为官方医疗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作谴病诗文虽不如咒禁术流程繁复、“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但在主体内容方面仍有高度的相似性。如二者之写作对象均是具有自主意识的鬼魅魍魉等致病因素、治疗所依凭媒介皆为语言文字、最后目标都是要将致病之鬼逐出患者身体等。区别则主要在于操作者与施术程度的轻重。
咒禁术需由专门的咒禁师进行，而谴病文章则出自患者本人之手；咒禁术是通过诅咒詈骂甚至借助神力将疫鬼强行驱离，而解疾诗文是通过沟通论理的方式劝谴病魔主动离开。从两者间的异同点可以看出，撰写谴病诗文其实是知识分子在充分吸收了咒禁思想之后，又受传统道家哲学启发，所创造出的自我治疗方法。大体仍可算未脱离祝说病由的范畴。
谴病诗文的撰写作为一种疗病方式，在后世甚至到明清时尚有沿袭。宋代秦观的《谴疟鬼文》、葛立方的《朝隐病疟作谴疟鬼文而差示佳句次韵》、明代李昱的《谴疟鬼》等都是此类作品。